桓范的宗族——谯郡桓氏因为跟曹氏、夏侯氏同乡本属一等士族之列，但由于桓范牵扯进曹爽谋反案，这个庞大家族从桓范到他的子侄辈基本被杀光，只有极少数人逃脱性命。至此，谯郡桓氏完全走向没落。不过在很久以后，我们仍会见到一位桓氏后人的惊天壮举。
以上，就是魏国高平陵政变的始末。在魏晋时代，这场政变也被称作“典午之变”。明朝著名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解释道：典，意即司；午，十二地支中为午马，故此，典午隐指司马。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曹爽、何晏等人做个总结了。
无论任何史书都把曹爽描绘成贪婪奢靡的腐朽势力。曹爽一党作为失败者，尤其是何晏，在史书中尽显小人丑态，他和邓飏、李胜等人都被冠以“结党营私”的恶名。客观来说，只要涉足政界就必然要结党，孑然一身根本无法立足，所谓“结党营私”，也就成了那些失败者的罪名。
回过头来说，曹爽的手段确实值得商榷，比如他对待郭太后、外戚甄德郭建、重臣蒋济、幕僚孙礼等人，因为他强硬的风格，将这些本可以拉为盟友的人直接踢到对立阵营。说到底，从曹爽最后束手待毙可以看出，他只是一个心存远大政治抱负，充满干劲，却缺乏权谋的平庸者而已。
可能有人要问，曹爽是魏国权臣，甚至是曹氏社稷的支柱，这都不假，何以将他拔升到改革者的高度？曹爽究竟改革了什么？确切地讲，他改革的是官吏任免制度，也就是九品中正制。很多年前，曹丕和士族达成交易，以九品中正制作为筹码换取到皇帝的宝座。从那时开始，魏国的豪门世家逐渐演变成一个个官吏加工厂，得益于此，士族的实力愈发壮大，而司马家族则演变成士族中的巨擘。到了正始年间，曹爽要切断滋养士族的源泉，他在夏侯玄的倡导下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并由吏部尚书何晏负责执行，将官吏任命权收归尚书台。可是，历史上的变法者大多结局很惨，比如著名的“商鞅变法”，商鞅最后被处以车裂酷刑，再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被当时人骂成“乱臣贼子”，后遭罢免郁郁而终。这不奇怪，所谓变法，即是改变人们业已接受的习惯和规则，会让大批既得利益者蒙受损失，这肯定要遭人恨。
鲁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向来喜欢中庸，如果你想要开窗户就得宣称要拆屋顶，这时候中庸者才会冒出来同意开窗户。”那么曹爽干了什么呢？他真的把屋顶给拆了。因此，他遭到士族群起而攻之，最终导致败亡。
再说何晏，他任吏部尚书多年，执掌官吏任命大权，就事论事，他在这个位置上政绩如何？史书中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
黄门侍郎傅嘏（jiǎ）贬损何晏说：“何晏看上去沉稳但内心躁动，热衷于逐利，不求务本，我看他一定会祸乱朝纲。”
傅氏一族是曹爽政敌。不用想，傅嘏对何晏恶语相向完全是由于双方政治理念出现分歧所致。
《魏略》中写道，何晏选拔的官吏都是和他有私交的故人，也就是说，何晏任人唯亲。这成为当时的主流声音。可是，让我们继续在浩瀚如海的史籍中搜寻何晏的行迹，《晋书》中记载，西晋著名的直臣傅咸在一封奏疏中似乎是不经意间提到何晏，他是这样说的：“正始年间，何晏选拔的官吏，无论朝廷内外都各得其才，被当时人交口称颂。”傅咸的爸爸傅玄、叔叔傅嘏都是何晏的政敌，傅氏一族跟曹爽的矛盾极深，倘若何晏没做出什么突出成绩，是绝不可能被政敌后代赞扬的。再者，这句话是出自傅咸给皇帝的奏疏中，可信度方面也毋庸置疑。所以，何晏这个吏部尚书应该做得很称职，曹爽推进的政治改革也成效颇丰。
正始年间在魏国历史上相当特殊，然而，史书中对这十年中的主要执政者——曹爽、何晏等人的描述可谓惜字如金，基本只有奢侈腐败、结党营私、嗑药吸粉等劣迹残留下来。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一方面迫于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即便他想对曹爽、何晏等人有正面描写也无从下手，因为高平陵政变至《三国志》成书的这几十年里，有关曹爽、何晏等人的事迹早被付之一炬，追随其人化为灰烬了。不过，在《三国志·曹芳纪》中却颇显突兀地收录了一段何晏写给魏帝曹芳的上疏。这封上疏几乎成了肯定何晏人品的重要旁证，其大意如下：“善于治国者一定会先治身，治身的前提是学习世间正道，身正则天下人会跟从……因此，作为君王，同游者必选正人君子，阅览的书必为正理，远离淫邪之声和奸佞小人，如此心无邪念方可弘扬正道……”这样一段话，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个品行卑劣的小人之口。
清代史学家何焯认为：“陈寿没办法给何晏平反，故特别收录这封上疏隐藏在曹芳传记中，让后人得以从其言中探知其行，以免何晏的形象在政敌口中被污蔑无法翻身。”
正始年：落幕
正始年间，傅嘏、蒋济、卢毓、钟毓、孙礼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曹爽的打压，他们被迫倒向司马懿一边。不过在这场政变中，则只有高柔、王观是政变的主要筹划者和执行者。这批人的心态也都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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