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义非常讲究养生，不吃肉、不喝酒、不吸烟，他认为这是尊重自然，是一种修炼，和他所学习的八卦、《易经》相一致。内心清洁，才能够真正体会《易经》和佛道里面的意义。在他心里，他把这些对自我的规约看作是对某种神圣规则的遵守。
毫无疑问，贤义有点民间术士的味道，阴阳五行、算命测字、占凶问吉，很有神秘色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最多的地方。贤义的房屋像一个五彩拼图，有一种奇怪的炫目之感，生硬、幽默、后现代，几者不伦不类，彼此犯冲，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不干涉，最后统一在墙壁上。它们之间的黏合剂不是贤义高深的道行，而是他对生活有类似于信仰的理解和他温暖、朴素的家庭。他对他所学习的传统，《易经》、佛法也许有所掌握，却也隐藏着一种本质的误解。但是，这一误解并没有妨碍贤义得到清明的智慧和对人生、人世的透彻理解。
20世纪30年代，张爱玲曾经在散文《中国的日夜》中描述道士的形象，“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极传神地道出了中国传统生活的失落。道士、道及背后一整套象征体系都被迫成为“一钱不值的过去”，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它是完全不协调的和被否定的。“那道士走到一个五金店门前倒身下拜，当然人家没有钱给他，他也目中无人似的，茫茫地磕了个头就算了。自爬起来，‘托——托——’敲着，过渡到隔壁的烟纸店门首，复又‘跪倒在地埃尘’，歪垂着一颗头，动作是黑色的淤流，像一条黑菊花徐徐开了。”张爱玲在彼时感受到的震动，无疑是因为这一形象背后很深的象征性，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早在中国现代性发展之初就已经开始发生巨大的断裂。挽着头发的道士、穿着长袍的和尚、躲在街角处的算命仙儿，在中国的现代生活中都是非常怪异的形象，他们背后的那一套生命观、宇宙观和认知系统也被简化为几个如“迷信的”“封建的”这样的词语。
在贤义的身上，有一种突然的开阔。或许，在这个现代的算命人身上，还存在着某种光亮，古老的光亮，它曾被我们熄灭、遗忘，被我们扭曲、误解，在狭窄的钢筋水泥的缝隙中，它挣扎着，以孱弱而又顽强的姿态向我们传递着久远的信息。
从贤义的穿着和居住地来看，他并不比他的姐妹兄弟更富有，甚至还处于贫困状态。他仍然是城市流浪者和农民工，却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仅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他在试图对自己的生活、精神和存在进行解释，这使得他能够保持一种与现代精神并行的独立姿态，并拥有某种尊严。
一个农村妇女遇到难处，无法找到生存的依据时，她想到的不是法律和制度，心灵的痛苦从来不是法律和制度的范畴，而是最古老的方术。她要去拜神，她要去找算命仙儿。她可能不甚清楚这些“传统”，算命、星座、八字有什么依据，但她可以从中找到安慰。这些依然是她重获意义的最本源方式，因为她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之中。只有从这条河里找到依据，她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巫术与生命、自然、信仰的关系是密切的，它们之间有着秘密通道。
也许，我的堂哥贤义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所拥有的知识和对传统的理解也还不能够承载这么多历史内容，但谁又能说，他那坦然、光明的脸和笑容，他温暖、亲密的家庭生活，他对世界那家人般的心态与过去的灵魂没有关系，与那条河流没有关系？
在人们中间
它是一条运载的河流
在《杜伊诺哀歌》中，里尔克用“河流”形容“传统”。只有进入传统和“苦难之城”，把人“引向悲伤家族长辈们的坟墓，引向神巫们和先知们”，才能够到达更加古老也更加悲伤的“喜悦之泉”。
对于中国的当代生活而言，不管哪一个意义的“传统”，它们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悲伤之地，充满着被遗忘的历史、记忆、知识和过去的神灵。奇门遁甲、生辰八字、五行八卦，这些古老而神秘的事物，已成为腐朽的过去。我们缺乏真正的传承和真正的理解，它们也就失去了在现代社会被重新打开的可能性。那用抛起蓍草的方向与形状来推测命运的术士，他们与天地之间的感应、与宇宙秩序的应和，他们在自然肌理中寻找生命秘密的努力被看作愚昧的行为。而当代所流行的算命、占卜，只是为信者提供对于死亡的抚慰与粉饰，对于腐败灵魂的自我欺骗性的安慰，并非真的相信。这也正如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i967年在印度考察时所感受到的，印度的神像、神抵和信仰被迫成为现代世俗生活的装饰者。
与此同时，当传统话语重新闪现在现代话语中，成为现代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守护神时，它与体制和普遍社会观念所产生的复杂化合作用，有可能再次成为传统自我嬗变的阻碍。这不只是“传统”本身的问题，而是它被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态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和心灵之中的问题。
这或者也是如贤义这样的传统者所必须面对的：如何能够自持，并且不被作为现代性的“笑话”和“阻碍”存在，如何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真正理解“传统”并重获价值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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