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的最后两天，梁庄张家的栓子一直跟着我，他在白云鄂博那儿校油泵，听说我来，开着越野车专门赶过来见我。他在网络上看到《中国在梁庄》后，买了二十几本送给他所认识的人，还专门寄给梁庄村支书和村会计，说让他们看看，看看他们都干了啥。
栓子的眉宇间有一种焦虑，他很希望找到一种精神生活，找到生活的理想目标。他特别想与我交流，希望找到一个答案，对我也抱以很高的期望。他给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乡，今年三十三岁，小学三年级毕业，在家放几年羊，出去在大连葫芦岛市那边校油泵，干得非常好，被当地团市委评为“外来务工十大青年”，又被选为葫芦岛市政协委员、区委员。
栓子说：“这应该不错，一个校油泵的能混到这地步，应该不错。人家得到认可了。人并不应该只以挣钱为标准，还得有个爱心，这很重要。最后，这爱心也得到了社会承认，这才对。就拿我来说，不管我挣钱咋苦咋累，国家有啥大事时候，我捐款都是自发性的。汶川地震时，我主动打电话给村委会，说自己想赈灾，通过啥方式行？会计说，可行，咋不行。我也想去，后来打报告之后，人家说要减轻灾区压力，捐点钱可以，就没去了。我捐了五千块。
“要说这些年也算挣些钱，但是，还是觉得不安定，主要是没有身份。光要钱有啥用，你到哪儿去给人家别人咋介绍，做生意的？自己心里都觉得矮一截子。没有奔头，没有前途，就是住在北京，住在再好的村里，你也不能参与人家啥活动，都没你的份。心里很不美。”
我想起在南阳和小海的对话。即使一个被怀疑搞传销的年轻农民，当他想到他在社会上的存在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没有身份。他们渴望得到承认，社会的和他人的，渴望获得平等，渴望进入一个体系，渴望在这个社会组织中找到自己生存的基点和存在的价值。
栓子在这样与我讲的时候，他的面部表情非常苦恼，他似乎想挣脱某些东西，但又很无奈，以忍耐而遥远的口气谈那个打工者的荣耀。那是一种认命的羡慕。它包含着一种思维：这个人对这一权利和其中的可能性已经放弃了。这使得这个开着越野车的年轻男孩又回到了某种古老的情境中。
相亲
在内蒙古见向学时，是在他一次相亲之后。相亲是二十六岁的向学最重要的任务。所有的亲戚都被发动起来，因为都在异地打工，无法见面，介绍对象还加入了新形式，双方交换电话和qq之后，在qq上相互聊天，建立感情。如果可以，春节时见面就可以确定下来。向学聊了两个，他不善言辞，他的姐姐就上马或跟女孩套近关系，有时候干脆以向学的名义去聊，但都没有成功。向学妈为此已经有些轻度抑郁倾向。现在的农村，二十六岁的向学已经是非常少见的大龄男青年。
再次见到向学，是2012年春节之后，他带着新媳妇到我家走亲戚。经过春节在吴镇走马灯似的相亲，向学如愿找到了媳妇。说起来相亲的过程，向学用一句话来形容：“就跟买菜一样，也挑挑拣拣，但是决定快得很。”
我是腊月二十五那天到家的，和恒文大哥、恒武二哥一家和我姨夫他们一起回去的。说是回家，其实没有家了，家里早就没人住了，我们家的房子是土瓦房，都快塌了，2008年从家走的时候，俺们把像样一点儿的家具都拉到小姨家了。我妈住在我小姨家，我有时候住在你们梁庄我大姨家，有时候住在干爹家，乱住。
腊月二十八的时候，见了第一个，是在上海打工的，是办公室文员，老家是咱们那儿的，没爹没妈，她姑替她操心，只要她姑行，她就行。我有点不愿意，一是她从小没爹没妈的，感觉心里不舒服；二是人家是坐办公室的，咱这儿在灰天灰地里，做小生意，都不是一路人。这个女子人也怪好，挺主动，长得不太好看，说话也不通顺，反正觉得就不是一路人。
腊月二十九那天，给在青岛打工的那个女子打电话约见面。原来没有见过本人，只在qq上聊过。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世界只剩下她了，不是因为满意，主要是想着咱条件差，找不来。只要人家愿意，咱就行。没办法了，凑合着算了。才开始约她，人家都不想出来。说了半天，人家答应说年初一在穰县大广场见面，叫俺们下午两点去。俺们去了六七个人，开了两辆车。我大哥大嫂、二哥二嫂都去了，也是给我捧场、撑面子，有唬人家的意思。女方人家就一个人去了。说话还是没有啥感觉。我才开始打过电话，觉得人家说话声音可好听，我姐也说人家说话声音可好听。在外面大排档坐着，要两杯奶茶喝，没说两句话，人家要回家。我说送她，也不让送。从见面到分手，总共有二十分钟。回家后，我大嫂说，这个女子个子低低的，看着怪机灵，怪好。大家都说，这事儿得抓紧，咱们初六都得走了。我一想，也是，咱耽误不起，就发信息，打电话，都不通。后来，发短信通了，人家说：“这个事儿我做不了主，我爹妈出去旅游了，等回来再说。”一听知道是推托哩，就算了。
初二见了两个，是大姨介绍的，感觉人家就像走过场一样，纯粹是为应付媒人，坐不到五分钟，还没看见长啥样，人家就说有事要走，不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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