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是没有一点休息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忙工作，到星期六、星期天更忙，得去照顾生意。但是，我又舍不得放下我的职业，虽然挣钱少，毕竟，那是我的专业，说不上是精神支撑，就是舍不得。如果完全辞职去做小生意，像现在的生意，每天乱糟糟的，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为几块钱在那儿吵啊磨啊，我是真的做不来。那些人素质都很低，老想把我们赶走，欺负你侄女。有一天，我拿着一把刀，有六七寸那么长，站在过道中间，骂，妈那个×，谁再欺负我们，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侄女最近在通州一家商场的地下室租了一个摊位，卖服装，生意还不错。说到拿着刀子在商场叫骂的时候，正林坐直身子，挽起袖子，用手比画着刀的长度，表情特别强悍，我不禁有些好奇：“你真能做出来了？”
“狗急了都跳墙，这是为生存而战。不这样你根本就干不下去。所以，我经常说，要是买彩票中大奖了，我就回俺们庄，弄个大房子，弄个池塘，养个鱼。我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很安静、很清静的生活。人，总有一个梦想，因为我有这个梦想，所以我得挣一大笔钱。如果挣不来，我肯定回不去。我不会在北京住，我最终还是要回家。家乡的生活比这儿安逸，每次回家感觉呼吸都是舒服的，空气很充分，精神很振奋。”
其实，几年前，在闲聊的时候，我们曾经劝过正林，不如干脆放弃他的工作，和侄女一起去做生意，跟着侄女的父亲、我的一位堂哥到云南校油泵，那样，一年至少可以挣十来万元。以正林现在的工资，只能维持生存，永远不能买房，不能让孩子上好的幼儿园，不能去商场购物，不能相对放松地生活，发展的可能性很小。正林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我们的建议。他没说原因，我觉得，他连想都没想过，有一天他要在灰天泥地里挣钱。他是有专业的人。
正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堂侄女走过来，把他手里的烟拿掉，掐灭，扔到烟灰缸里，又把烟盒和烟灰缸拿走。正林没有反抗，连看都没看一眼，任凭老婆处置。
我又一次追问他：“真让你回穰县，你回吗？”
“回，肯定回。”
正林确定地回答了我，他的语气有点虚弱。“穰县”“梁庄”或许只是虚拟的一个理想之地，一个失落了的寄托而已。
从正林家出来，暗灰色的光笼罩着整个城市，阴郁、杂乱。要下雪了。回想坐在正林家的感受，有一种冷硬之感，像石头一样没有生机。恐怕正林自己也难以相信他能够实现那个梦想——回穰县，回村庄，坐在池塘旁边安静地做梦、发呆。因为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梦，但慢慢地，都把它遗失了。正林挤车的情形，他粗糙、仓促的家，他拿着刀在那个地下商场的叫骂，和他的奢华的、高雅的、能够展示城市内在活力和想象力的职业，刚好就是现代都市生活两个相反方向的端点。他每天就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端点里频繁转换，这使他的生活显得特别错位。我在很多年轻人那里都看到这种错位，还有因这错位而带来的卑微感和深深的苦恼。
围墙
酒过三巡，梁峰喝醉了。他开始找手机拨号码，嘴里嚷着：“我非给我爷打个电话，我想看看我爷在干啥。我稀罕我爷。”
他爷，我八十岁的福伯，耳朵有点聋。他们打电话的过程，就像吵架一样。
“爷，你在干啥？”
“啥啊？”我们听到那边巨大的声音。
“还在菜园里？”
“啊？”
“大晌午还去干啥，别晒坏了。”
“哦。”那声音漫应着，传达出来的意思其实是“不知道”，他没听见。
“你一个人可少喝酒啊，自己割点肉，吃好一点儿。我老奶还好吧？”
“啥啊？”
“爷，我想你啊，我谁都不想，我就想你。”
“啥？听不见啊！”
“爷，是我啊，老大峰。你在干啥？”
“啊，大峰，又喝酒了？”
“我想你，爷！我谁都不想，我就想你啊，爷。”
梁峰声音里带着委屈的哭腔。他拿着手机跑到外面去，站在院子里打，还是像吵架一样的声音，话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妻子在屋里撇了撇嘴：“可稀罕他爷，喝醉了就要给他爷打电话。”
外面吵架式的对话持续有十几分钟。梁峰进屋来，眼圈红红的，一直喃喃地说：“我谁都不想，我就想我爷。我稀罕我爷得很。每次回家，我就住我爷屋里。”
大家都笑他：“醉了，醉了，大峰又醉了。”他妻子一直轻蔑地撇着嘴，推着梁峰说：“赶紧去睡一会儿，一会儿猫尿就出来了。”
梁峰搂着他老婆，眼泪流着，说：“老婆，我知道我喝多了，我想我爷啊。”他老婆很不好意思，不断推开他，他又不断去搂她。
一会儿又搂着我，自豪地说：“不是我说的，姑，你可以去问问，厂里没人说我梁峰怎么样。活干得好，从来不偷奸耍滑。对人，那也是没说的。”一会儿又很低落，“姑，你不知道，我在这儿，就是打工。厂里人永远不会给外地人机会。你干得再好，没人提拔你，你永远不可能是个车间主任。他本地人有三险，我这外地人，啥也没有。就个干工资。有啥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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