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开寿春时，派出了第一批信使。走到途中，又接连派出两批信使。但是，眼看已经西出寿春城池三百里有余，三封书信均无回音不说，连十多名信使也没有回来一个。王凌终于明白大事不妙。他正要下令回转寿春，司马懿的特使倒先赶到了。
王凌停舟之处，名叫浦口，其地西距百尺堰也有一百里左右。当他看罢朝廷文书和儿子家信之后，立时明白自己已经陷入绝境之中。
武力抵抗须有实力作后盾，而现时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由于得不到中央的调兵命令和铜虎符，身为扬州战区指挥长官的王凌，也无法大规模调集东南战区的军队。现时他所能调遣的，只有直属本部的兵马一万余人。而对方麾下有中央军精锐好几万人，随时能够动员的后备兵力还未计算在内。加之兖州的黄华与杨弘，已经站到司马懿一边，战端一开，王凌还将受到平阿方向的夹攻。对方大兵已经压境，即使王凌想强征民丁入伍扩充军队，也没有充分的时间。总而言之，王凌如果想要凭借寿春城池拼死相抗，除了白白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外，别无其他结果。
年近八十岁的王凌，倒也不愧是一条铁骨好汉。当他清楚看到抵抗已经没有意义，只会导致寿春城中军民玉石俱焚的结果之后，仰天长叹一声，决定单舟直往司马懿军前辞职谢罪，独自承担一切后果。
五月初十，王凌抵达了一处名叫丘头的地方（在今河省沈丘县）。丘头在百尺堰以南五十里。司马懿在百尺堰稍事停留后，挥军东下。行至丘头，侍从来报，太尉王凌遣幕僚王彧，前来呈交王凌的太尉印绶、节旄，并送王凌亲笔谢罪书信一封。高坐船楼的司马懿，把印绶和节旄扫了一眼，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他把来信展开，只见上面写道：“身陷刑罪，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绶，顷至，当如诏书，自缚归命。虽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大意是说，我犯罪本当受刑，却承蒙您的赦免和原谅；现今派遣下属送上我的官印，我会按照皇上诏书的指示，捆绑自己前来归案；虽然您私人对我施予恩惠，但是承受官方法律的处置是我的本分。
这就是王凌的举手投降书。司马懿率领数万兵马急速前行上千里路，目的也正是要得到这寥寥三十三字。他吩咐部属，准备迎接来降的王凌。
接受投降，如同抵御敌人，这是中国兵家的座右铭。只见丘头附近的水面上，战船如飞雁队形排开。船上旌旗飘拂，刀矛闪光，一片肃杀气象。居中是一艘三层楼船，长十多丈，髹以彩漆，上建大旗，这就是主帅司马懿的座舟。列阵刚毕，王凌的小船也到了，须发皓白的魏朝太尉，双手反缚，赤裸上身，跪于船头之上。待他来到前锋战船时，便有司马懿的幕僚上船，为他解开绳索，穿上衣裳，并且问候致意。至此，受降仪式便在上万人的注视之下结束了。
王凌受到这样温和的待遇，松了一口大气。他以为这是司马懿真正将要赦免他的表示，就下到旁侧的一艘小船，要前往楼船去见司马懿。不料小船行驶到距楼船还有十多丈远时，便有两艘战船飞快上前，把他的小船截住，不准前进。王凌这才知道情况不容乐观，只得遥遥对着楼船上的司马懿，大声说道：“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您只消用简短书简召唤我，我难道敢不来吗？何须如此兴师动众啊！
高坐船楼的司马懿，傲然俯视对方，朗声答道：“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因为您不是简短书简所能召唤来的人呀。
王凌仰望着高高在上的司马懿，愤然指责道：“卿负我！”您对不起我！
司马懿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傲然态度，缓缓答道：“我宁负卿，不负国家！”我宁可对不起您，也不能对不起皇上！请注意，此处司马懿口中的“国家”，是当时的习用语，准确含义是指正在位的皇帝，而非政治的体制，这是史学名家周一良先生的独到之见。
两位年过古稀的老者，两位魏朝的四世元老，就这样旁若无人一般，在颍水的江面之上，打了一阵子嘴仗。司马懿怕王凌还会说出更难听的话来，把手一挥，立刻从拦截王凌的战船上跳出两名武士，一左一右，提起王凌就丢上战船。然后，那战船在四艘巡江轻舟的警卫下，径自向码头驶去。
按照司马懿的指示，江西岸的码头上，早已有一支铁骑兵队伍在此恭候。王凌一被押送上岸，即将由他们带回京都问罪。舍舟登岸，已是红日西下之时，王凌举目四望，但见川原苍茫，残阳如血，不禁悲从中来。他想知道此去自己的生死如何，便向骑兵队长索要钉棺材盖板的铁钉，以试司马懿之意。经过请示，那队长把两枚长长的棺钉，放到王凌面前。王凌自知必死，也就不再犹豫。当天深夜，王凌一行来到百尺堰以南的项县（今河南省沈丘县）。在驿馆之中，王凌长叹道：“年将八十，竟然身名并灭了！”说完之后，断然仰头喝下毒药而死。
以王凌为首的反抗力量，到此被彻底消灭。但是，就在三个月后的八月初五，七十三岁的司马懿，也病死在洛阳，到阴间去同老朋友王凌见面相会了。
淮扬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激烈战斗，但是司马懿的用兵特色，依然清晰显现出来。在做好最坏打算的情况下，尽力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他惯用的策略。换言之，尽量在斗智上下功夫，而不在斗力上费力气。以往对付诸葛亮是如此，现在对付王凌更是如此。在自己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次用兵中，他就用这样的收官表演，告别了历史舞台。撇开道德上的拷问和衡量，单单就沙场用兵的军事才能而论，综合他在辽东之战和其他战场的表现，他应当评为曹操之后，曹魏主帅型名将第二名。也正是凭借军事上的战功积累，他也才能逐渐掌控曹魏后期的朝廷大权，为后来司马氏的代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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