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唯一的后备部队是临时从汉中抽调过来的徐晃军，屯驻于宛城，那是一支由预备役组成的部队，是名副其实的菜鸟军团，上了战场只有当靶子的份。眼下樊城内只剩数千人把守，粮尽援绝不说，洪水猛烈，关羽的舰队甚至可以直接开到城楼前，攻城都不用搭梯子。
曹仁和满宠虽然溺死了一头倒霉的白马，表达誓死守城的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士兵的士气，然而在那种恶劣局势之下，恐怕也没几个人会相信一头死马能带来什么好运。
这还不算什么，更糟糕的是，关羽的这场空前大胜触发了某种骨牌效应，那些潜在的反曹势力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头来，和关羽连成一气。例如河南的孙狼（的确叫这名字）便率众在司隶陆浑起兵叛变，接受关羽的印绶。司隶郏县也有类似的势力，严重影响到曹魏在河南地区的防务。另外在曹操的首府邺城，则发生了神秘而又诡异的“魏讽案”。
魏讽是一位背景神秘的人物，他的父祖不详，连出身籍贯都有争议，但他却平步青云，担任魏国相国钟繇的长史。据说他是当时的名嘴，口才绝佳，很有领袖的魅力，在邺城士大夫圈中集结成一股力量。
于禁投降之后，九月，魏讽企图连合长乐卫尉陈祎袭击邺城造反，但陈祎却在最后关头倒戈，向曹丕告密，致使魏讽的阴谋功败垂成，与其党羽一并被曹丕处决。
“魏讽案”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发生在曹魏的心脏地带，不仅主谋魏讽高居权力核心，涉案人员也不乏一些权贵子弟。这里面包括黄门侍郎刘廙的弟弟刘伟、已故破羌将军张绣的儿子张泉、已故侍中王粲的两个儿子，还有当代大儒宋忠的儿子等等，涉案被处决的人数众说纷纭，有说数十人，也有说数千人，总之是一笔糊涂账。
假设死者达数千人之众，那么这有可能是汉末以来，涉案人数最多、性质最恶劣的一宗谋反案。当然，也并不排除有冤杀的可能。
之所以说此案神秘而又诡异，是因为整起案件的来龙去脉至今仍是个历史之谜，有说这是曹丕为了顺利即位所发动的大清洗，也有说魏讽是在和关羽遥相呼应。
针对后一种说法，最有力的证据是，除了魏讽自己以外，所有留下名字的涉案人员，都曾在荆州待过：刘廙和王粲都是年少就到荆州避难，张绣曾是刘表的爪牙，宋忠则是土生土长的荆州人，他们的儿子、兄弟都在荆州生活，随后才迁居北方。
这群年轻的“荆归派”对于荆州，自然比对曹魏有更深厚的感情，因此当关羽率兵北上时，他们趁机响应作乱也不算意外。当然，在史无明载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只能是臆测，作不得准。
不过唯一能确定的是，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关羽大破曹军，威震华夏，刘备集团的声势也如汉水的水位一样，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当时成都小朝廷内肯定到处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氛，襄樊一地已经是囊中之物，接下来，他们的目标将是三辅、南阳，甚至是许都。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无情的现实告诉了他们一个真理：盲目出击，往往没有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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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星陨落
建安二十四年，岁次己亥，闰十月。
对于关羽而言，时令进入秋季，战事依旧相当顺利。虽然洪水逐渐消退，但樊城的城墙已经被泡软，城破指日可待。而另外一边，江东方面原本一脸“不服气”的吕蒙，听说最近身体不太好，已经返回建业养病了，换上来一个叫陆逊的年轻人代理汉昌太守的位置，一上任就写来一封马屁十足的信，想来不是什么大人物。
好吧，既然江东不足为惧，那么江陵就没必要让那么多军队驻守，调几个营来北边帮着打樊城不是很好吗？还有留守后方的糜芳与士仁两个小王八蛋，事情怎么都办不好，等前线搞定了，回去一定要打他们的屁股……
这一切简直太顺利了！
或许关羽某天一觉醒来时会灵光一现：俺老关打了大半辈子的仗，还没打得这么顺利过，顺利得不像是真的……
没错，这一切本来就不是真的，地球人都知道。
于禁投降两个月后，曹操终于拖着老病的身躯来到洛阳，面对来自关羽的威胁。一票智囊们鼓噪的杂音，几乎将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淹没。
曹操想将献帝迁离许都，马上有人反对，说这样会打击士气。有人劝他亲征，但也有人告诉他不必亲征，要对部下有信心。曹操最后只能做两件事情：一是继续调动援军，二是亲自来到洛阳南边不远的摩陂，为襄樊困局遥做声势。仅此而已。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一封公文跨过淮水送到了曹操的面前，公文主旨栏写着“求和、称藩”，文末盖着“汉讨虏将军孙权”的大印，公文的保密等级是“绝密”。
事态出现这样的转机，对于曹操来说并不意外。
蒋济和司马懿很早就作出了判断，“孙刘连盟”外表所包裹的只是一层脆弱的糖衣，随着刘备集团的不断壮大、关羽的逐渐北上，孙权图谋荆州的动机就会越来越明显，他不希望看到皇帝真的落入刘备之手，更不可能抵挡后防空虚的荆州所带来的巨大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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