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笔者认为，曹操所看重的，并非刘备的身份，而是他对于平民阶级的号召力。
要讨论刘备对平民的号召力，首先得简单说一说东汉乃至魏晋的“士族政治”。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其实是内法外儒），学习儒家经典便成了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唯一方法。在造纸、印刷技术不甚发达的当时，这些知识很自然地被特定族群所垄断。
部分政府制度也促成了官职与知识的世袭化，例如东汉恢复“任子”制度，现任公卿、校尉、尚书家族中，至少得有一名子弟成为政府后备官员，也就是所谓的“储备干部”，而不问受选任者的德行与学识。
东汉明帝也特别为功臣子弟设立学校，使得这些原本就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官二代，更容易跨过当官的门槛。即便以最接近庶民的察举或征辟制而言，也逐渐成为大族之间交易的筹码，距离一般庶民越来越远。
政治地位的世袭，也造成了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和后来越来越小气的政府相比，汉朝给官员的薪水算是很大方的了。以东汉安帝延光年间为例，一个品秩四百石的小小县长，月领米十五斛外加两千五百钱。
简单换算一下：
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一升大约是现在的两百毫升，我们现在煮饭用的量米杯，一杯大约为二百四十毫升，一杯米大约可以煮两碗米饭，假设一个成年人一天吃四碗米饭，那一个月下来就会吃掉一百二十碗米饭，大概七点二斗的白米。换言之，一个县长一个月一百五十斗的俸米，大约可以养活二十个人，再加上额外的俸钱，完全可以和现在的白领阶层相媲美。
这还不算，如果能升到品秩两千石的高位，月薪就有米七十二斛加钱九千，这可是一等一的高薪了。
有这么多钱花不完，又没有股票期货可以炒，这些士族们只好开始屯地（不是搞房地产）。于是几百年下来，至东汉末年是“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地”，形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
在这种政治、文化、经济资源几乎都被士家大族所垄断的背景下，刘备的崛起，本身就是一种对庶民阶层的莫大鼓励：太给力了！
他是个编草鞋、织草席出身的苦娃子，在没有任何士族投资的情况下，平地一声雷，成为国家的中央将领以及地方首长。相较于其他诸侯不是士族就是边将出身，刘备之于东汉平民，就如同奥巴马之于美国黑人一般，那是一种突破阶级的象征，为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带来一丝向上的希望。
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刘备的“贫下中农”身份很可疑，理由是：刘备的祖父当过县令，老爸也当过小吏。
同样的道理，奥巴马也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但仍不妨碍他在黑人族群中的影响力。要知道，在政治宣传中，实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象征意义能被宣传的对象所接受。
除了出身低之外，刘备在奋斗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相当醒目的草根性，他招待平民宴饮这一条，便是同时代那些诸侯所难以做到的（不屑于做）。再比如之前介绍陈登时所述，刘备集团中始终没有士族出身的成员，或许也间接反映出他与士族格格不入的管理风格。
我们不妨用现代思维方式想象一下：
刘备属于那种总是穿着一条打补丁的牛仔裤，搭配上洗得泛白的格子衬衫，一头扎进人堆儿里立刻便消失于无形的人。他没有虚伪的笑容，没有行礼如仪的握手，却可以用健壮的臂膀轻易地揽住每一个苦难的人，用最诚恳的表情聆听他们的不幸。他和大家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水，偶尔还会冒出几句脏话，消遣一下那些高高在上的士大夫。
相较于那些油头粉面、西装革履、装腔作势的政治人物，大多数老百姓很自然地便集中到刘备身边，即便从客观上来看，刘备的前景并不算好。
从救陶谦带数千饥民，到驻小沛短短时间内便能聚众万余，充分显示出刘备对平民的号召力已随着他的官阶提升而越发强大。
曹操本身是沛国人，他透过亲族耳目八成已经听说刘备在小沛“远士族、近平民”的古怪事迹，并在刘备身上发现了自己所缺少的东西。
自起事以来，他忙着招揽“天下英雄”，却从没将不是英雄的平民放在眼中。徐州几场大屠杀下来，他肯定已经成为百姓闻之色变的杀人恶魔。这在对抗吕布时或许还不要紧，但当袁绍、刘表等强大势力压境时，任何一点资源的流失，都可能造成根本性的破坏。
所以，曹操能够得到刘备这样一剂“聚拢民心”的特效药，对他将来的霸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或许有读者会说，刘备与曹操同样是“寒素阶级”出身，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是不是这样呢？
我只能说，这样的论点，未免太拘泥于形式上的士庶之别了。
史学家会称曹操是寒素阶级，那是他与正牌士族袁绍或司马懿相比而言，但如果要将一个老爸敢花一亿钱买个太尉做着玩的人与一个编草鞋、织草席出身、没举过孝廉的人放在同一个阶级来比较，那未免太无视现实了。
事实上，不光是曹操，袁绍与刘表也都看出了刘备身上所具有的平民气质，这两个拥有正统士族基因的诸侯，更需要刘备为他们填补失落的DNA环节，因此当刘备与曹操决裂后，南北两大军阀都对刘备礼而纳之，使刘备犹如三窟狡兔，左右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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