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当时心中必然是脏话一堆，但他看着垂垂老矣的刘表，还是温言安慰道：“现在天下大乱，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战争，如果以后能把握住机会，这次的错过就不算可惜了。”
刘备的话在理论上是没错的，但在现实中却未必行得通。要知道，幸运女神很少会对一个人伸出两次援手，至少在那个时空中，她没有给刘表和刘备第二次机会。
历史的巨轮继续向前转动着，刘备终于来到了那至关重要的一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那一年，刘备四十七岁。
第三势力
建安八年博望坡一战之后，刘备与刘表的关系渐行渐远，再加上亲曹派在一旁虎视眈眈，客居荆州的刘备就如同汪洋中的一条小船，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孤独地摇曳着。
当然，这不完全是事实。刘天王可以没有钱，可以没有地盘，可以没有军队，甚至可以什么都没有，但就是人气高得人神共愤，再加上他击破曹军的威名，令万千荆州少女、英豪为之疯狂，前来报效者不计其数。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刘备收了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为义子，从此之后，那孩子便从“寇封”摇身一变成了“刘封”，成为日后刘备阵营中的一员猛将。
此外，一个名叫魏延的年轻人也在此时加入刘备阵营。他无钱无势，更没有一个当歌唱家的爹为他撑腰，总之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靠，所以他只能从一名小兵干起，靠着自身的勇猛和干练，一步一步往上爬。
以上两人在接下来的故事中，都有着很重要的戏份。
经过曹操、袁绍阵营的洗礼，刘备除了组织民众、招揽豪杰之外，也开始明白拥有士人的支持是何等重要。于是，他开始对士人下手，其所瞄准的目标，是除刘表，蒯、蔡以外的第三股势力。
前面几节曾经说过，襄阳小朝廷在蒯、蔡家族的控制之下，重要的位置几乎都由荆州的“亲曹派”所担任，非荆州本籍而能进入决策圈的，就只有一位叫傅巽的仁兄而已。
至于其他北方来的流寓之士，包括刘表的老乡王粲、伊籍等人，刘表虽然能提供良好的经济援助，但却无法加以任用。这些赋闲在野的北方士人，加上另一些同样无法挤进蒯、蔡小圈子中的荆州本地士人，在襄阳一带组成了一个广大的人力资源库，为刘备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
其中比较主动的是伊籍，他老早就和刘备眉来眼去了，约定假设有一天刘表死翘翘，我们便如何如何。
但其他士人就相对保守了一些，即便刘备此时已是闻名天下的大人物，但要和这些士人搭上线仍然需要有个人从中搭桥。而刘备的运气实在好得没话说，他一到荆州，这位“红娘”便自动找上门来。
这个人的名字，列位都很熟悉，他便是徐庶。
徐庶，字元直，是豫州颍川人士，估计出身非常低微，加上年轻时不学好，因此只能搞些游侠之类的暴力活动。有一次他出面替人报仇杀人，结果被官府逮捕，他坚决不出卖同伙，于是官府将他在绑在市集上，打算凌迟处死，结果他的同伙们劫法场，救了他一命。
经过这一番生死轮回之后，徐庶茅塞顿开、洗心革面，走进学校读书，决心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然而同学们都知道他有前科，因此十分鄙视他，不愿跟他来往。徐庶也不埋怨，经常是一个人承担所有的打扫工作，认真学习，最后终于变身成为优秀学生。
徐庶跟老乡兼同学的石韬相当要好，两人一同念书，然后又一齐躲到荆州避难。然而徐庶外地人的身份，再加上那段荒唐的少年时光，使得他在襄阳小朝廷里得不到发展，但却与同样混过黑道的刘备气味相投。
刘备刚到新野的时候，徐庶便兴冲冲地跑去找刘备，刘备也相当欣赏这位小弟，两人一拍即合。就这样，徐庶在刘备帐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而借由徐庶，刘备也与荆州士人搭起了第一道友谊的桥梁。
徐庶在刘备帐下并没有正式官职，博望坡之役能不能为徐庶记上一笔功劳也不好说，但徐庶牵线搭桥的本事却是没的说。透过徐庶，刘备搭上了另外一位身份更高的名士：司马徽，号水镜先生。
司马徽同样是豫州颍川出身的经学大师，流亡至荆州避难。刘表认为这种人只是“书生腐儒”，不值得大用。
到了襄阳后，司马徽深居简出，主要以务农为生（毕竟还要吃饭），同时也开班授课，并从事一些“人力银行”的工作。在他门下挂名的学生包括荆州本地人向朗以及益州来的留学生尹默、李撰等人，估计诸葛亮、徐庶、崔烈、石韬、庞统等人，都是班上的高级旁听生。
司马徽虽然在学术和评论界人望很高，但对刘表却成见很深，因此他旅居荆州期间不要说当官，连政治评论都不愿意发表，凡是有人向他请教，他都只说“很好”，连有人说自己儿子死掉了，司马徽也说“很好”。
后来司马徽的老婆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跟老公说：“人家有问题请教你，你就应该好好为人家论证辩明，什么都说很好，这成什么样子？”
司马徽听完点点头，对自己的老婆司马夫人说：“你这样说也很好。”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在面对刘备的询问时，却给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他表示：自己只是一介儒生，不值一提，而荆州地区最优秀的人才，是他的两位高徒——卧龙诸葛亮与凤雏庞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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