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赞同了娄敬的说法，于是迁都这事就这么定了。娄敬这险冒得很值，他成功地实现了逆袭。刘邦一高兴，还赐了他“刘”姓，说：“‘娄’者，‘刘’也，这俩字读音差不多，以后你就改姓‘刘’吧。”从此，娄敬改叫刘敬，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决定迁都后，刘邦雷厉风行，“即日车驾西都关中”。汉高祖刘邦选位于渭水南岸的原秦朝兴乐宫故地作为汉帝国新都的基地，取名长安，位于今陕西西安城西北约十公里处渭水南岸南高北低的台地上，城市平面大体上近似方形。刘邦五年闰九月营建的长乐宫和刘邦六年营建的未央宫，是都城长安城内最主要的两个宫殿区。
据刘歆《西京杂记》所载：“汉高帝七年，萧相国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这一记载表明，未央宫是由诸多宫殿、台榭、楼阁、园林、假山、池泽并围绕前殿（正殿）所形成的有统一布局而又规划整齐、气势宏伟的建筑群体。未央宫前殿、武库、太仓这些代表着汉帝国政权、军权、财权的壮丽建筑，意在体现皇帝的尊严和帝国政权的巩固。未央宫建成后，长乐宫为皇后所居，未央宫作大朝之用。长乐宫耗时一年，于公元前200年冬十月建成。
汉承秦制，巩固皇权
刘邦虽然统一中国，做了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但汉帝国到处是战乱所留下的创伤：田野荒芜，人民流亡，府库空虚，廪无积粟，百姓一贫如洗，没有积蓄，牲畜死亡殆尽。所谓“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正是当时社会经济凋敝的写照。
在刘邦登基为帝的那一年五月，“兵皆罢归家”，汉军将士大部分复员返乡。与此同时，汉高祖向全国发布了著名的“五月诏书”。这道诏书的要旨在于安定天下、恢复和发展生产、按军功授爵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是西汉王朝建国之初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刘邦所发布的这道诏书，有以下十条要点：
一、对来自原山东六国的诸侯子弟出身的官兵，因安置地点不同而给予不同的免服徭役的优待。其具体实施细则是：凡留在关中地区的，因远离家乡而免除十二年的徭役；离开关中返回家乡的，免除六年的徭役。
二、令逃亡山泽者返回原籍，复故爵田宅，地方更不得刁难笞辱。自秦末以来，百姓因不堪秦朝暴政，“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者甚多；楚汉战争期间，百姓因不堪战乱之苦，“相聚保山泽”亦不在少数。天下平定后，这些身在山林沼泽之中、名不在户籍之内的离乡流民，其中包括地主在内，既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又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也使国家难以对他们征收赋税和徭役。为使这批人成为汉帝国统治之下的“编户齐民”，刘邦下令他们一律返回本县本乡。为使他们返乡，国家向他们提出的保证条件是：恢复他们原有的爵位和田宅，对他们亡聚山林期间的非法行为一律既往不咎；地方官有向他们进行法制教育的义务，但不许对这些人进行刁难或者施加笞辱。“复故爵田宅”表明，汉承认秦代赐予的爵位，有爵位者在汉代仍享有同等的地位。
三、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战争期间因饥饿而卖身为奴者，不在少数。仅汉王二年关中地区大饥馑，就留下了一批因饥饿而卖身为奴的人。刘邦深知关中百姓为战胜楚军所付出的代价和做出的贡献太大了，因而他决心通过颁发诏书来解除这批关中子弟的不幸；同时，又增加了一批编户齐民，有利于恢复生产和增加税收，提供徭役，可谓一举而两得。
四、汉军官兵在大赦令律颁布后，一律赐爵为大夫。其实施细则是：大赦令下达后，汉军官兵凡无罪、无爵或有爵而不满大夫的，一律赐爵为大夫。在秦汉爵制中，大夫是第五等爵位。即凡汉军复员官兵除获罪者外，至少是获得第五等爵位。
五、原来享有大夫爵位的复员官兵，一律在原来爵位的基础上再增赐爵位一级。这显然是在凡复员官兵一律赐予大夫爵位法令基础上，追加的一条相应法令，使原享有大夫爵位以上的复员官兵，与原大夫爵位以下者一同享受恩赐。
六、凡具有七大夫爵位（第七等爵位）以上的复员官兵，皆可享受食邑。而秦制只有列侯（二十等爵位中最高的等级即第二十级）才可享有食邑。
七、凡享有七大夫以下爵位的复员官兵，免除其个人及全家所应服的徭役。
八、以七大夫（第七等爵位）、公乘（第八等爵位）为高爵，地方政府立即优先满足他们对田宅的要求，不得拖延不办。诏书中的“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表明，跟随刘邦转战南北的复员官兵，大多获得了高爵。
九、申“有功劳行田宅”的按军功授爵并赋予相应特权的法令，对地方上的郡守、郡尉、县令、县尉以往未能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法令提出训斥，指出未从军的小吏都按爵位获得了如数的田宅，而有军功者尚未得以落实田宅，这是“背公立私”，责任在于“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同时还敦促地方官员，今后要“善遇高爵，称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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