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史汀生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要发给有关与戴高乐未来关系的指示。实际上，这就是告诉这位最高统帅去做那些在史汀生看来是最可行的事情。罗斯福最终签发了这个指示，但邱吉尔未在上面签名。因此，事情就伤脑筋地耽搁了好多个月。一家美国杂志的负责人C·D·杰克逊在伦敦写道：“各界人士看来都认为，总统对法国人的做法相当蛮横无理，如果不导致灾难的话，也只能带来麻烦。这里的法国人要比北非的法国人现实得多、通情达理得多，一般也合乎礼仪得多，以致于人们不能够用向法国佬撒气的办法来补偿自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满。当然，这样做在北非是可行的。”
在盟军进军北非后，戴高乐于1943 年把他的总部迁到了阿尔及尔。他任命比尔哈凯姆围攻战的英雄皮埃尔·科尼希将军为法国驻伦敦军事代表团的团长。艾森豪威尔和比德尔·史密斯把这位将军看作是志趣相投的同行。4月中，史密斯把柯尼希请来并对他说，艾森豪威尔拟立即就华盛顿的一道命令找他商谈。艾森豪威尔认为法国军事当局的合作与协助是必要的，而且在法国的内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必须马上加以讨论的问题，其中包括公共卫生、法律、财政等方面的事宜。至于财政方面，还必须在华盛顿再印一些法郎，因为在占领地区货币不够用。此外，艾森豪威尔还指望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运用其影响使法国人民谅解在“霸王”行动之前进行的轰炸战役的必要性（但正如大家看到的，从阿尔及尔传来了强烈的抗议）。艾森豪威尔是不信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的。然而，他私下对官员们说，他的原则是：“如果你征服不了他们，那就和他们一起干”。5 月8 日，也就是在同盟国军队开始大规模进攻西欧之前的一个月，艾森豪威尔急切地想共同安排一下法兰西抵抗小组届时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于是他敦促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允许他亲自把此次战事告诉科尼希，并要他“以在那里将发动主要攻击的国家的名义誓不泄密。”这是一项明智的建议，因为这个国家正好是法国，“而且根据计划离发动攻击也只剩下一个月了”。
然而，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存在产生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科尼希需要把这些关系重大的事情报告给自己的上司，并获得他的允许。但是，英国人出于安全的理由，当时不许法国在伦敦的代表团用密码与阿尔及尔联络。英国人认为，任何关于“霸王”战役的情报一传到阿尔及尔，会很快传到巴黎，而且，由于注兰西抵抗运动被纳粹的特务分子严重渗透，因此有关的情报也势必会传到柏林。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邀请戴高乐重返伦敦，因为在伦敦，可以直接与戴高乐打交道，并把他监视起来。邱吉尔虽对这位难以相处的法国人重返其后院感到疑虑不安，但仍表示同意。5 月13日，他打电报给比德尔·史密斯说，他准备邀请戴高乐来伦敦，但这位将军必须答应在“霸王”战役开始之前留在英国，并根本不能与其设在阿尔及尔的委员会联系。史密斯对提出这些条件的想法感到震惊不已：他知道，戴高乐将愤然拒绝。这种建议只会加深本已强烈的反感，并有损于在合作方面所作的努力。
在邀请戴高乐重返伦敦一事上，邱吉尔当时被说服了，但现在却出尔反尔，不认帐了。他对内阁会议说道，“如果戴高乐将军现在被邀来我国”，“他几乎肯定会由一些参谋官员陪同而来，并将要求允许他自由地与阿尔及尔通电报。他几乎肯定会把这一被拒绝的要求看作是对他名誉的侮辱和中伤”，邀请终未发出。
然而，在进军欧陆的最后几个星期，戴高乐在其大多数的貌合神离的盟国看来，仍然像个彼宠坏了小捣蛋鬼。5 月中旬。戴高乐对在阿尔及尔举行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大会亘布：从今后，委员会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会场一片次腾。这对美国人是又一记耳光——没有一个人片刻期望过临时政府会有一点儿临时的性质。罗斯福对这位难以驾驭的将军执行不妥协政策，这一下就振振有词，而艾森豪威尔的比较宽厚的政策就变得无话可说了。罗斯福提醒艾森豪威尔记住他和邱吉尔两人于1941 年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内容，它坚持一切民族拥有“自决”的权利。法国国外的任何派别都无权像戴高乐打算干的那样来强加给法兰西人民。罗斯福致电邱吉尔强调了这一点。那些既不支持维希，也不支持戴高乐的法国人，都通过特工人员向艾森豪威尔声明，戴高乐派统治的前景使他们惊恐不安。他们害怕，戴高乐显然会以同纳粹分子勾结为名把他们消灭掉，而实际上他是在为自己建立独裁统治扫清道路。这种陈述一直在艾森豪威尔的脑际萦绕。3 月，他与邱吉尔共进午餐。邱吉尔告诉他，在阿尔及尔的戴高乐派分子简直发了狂，他们把那些实际上协助盟军在北非登陆的法国人加以处决。为此，艾森豪威尔内心厌恶，他对布彻悲叹道：“我对这些事真感到厌烦。”
然而，由于“霸王”战役的日期临近，法国人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必要。而且，当时法国会危及战役安全的可能性也不大了。在伦敦，这位法国将军比在阿尔及尔更巧妙地进行了干扰。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秘密总结报告，指控戴高乐以寸步不让的办法，蓄意为难英国人和美国人，直到他们别无选择，只得承认戴高乐的临时政府，这份分析报告说，“戴高乐的这种行为正在削弱我们在此关键时刻所作出的军事努力，显然，他毫无所谓，相反，他却在利用我从前在军事的需要，把它当作达到自己目标的一个手段”。他那不合适行为的典型事例就是拒绝在进攻欧陆开始的那一天，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要他们支援艾森豪威尔。美国安插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一个特务报告说，“这是他与盟国的努力分道扬镳的一种手段”。而且，戴高乐在进攻欧陆行动的前夕，要求艾森豪威尔的参谋机构，从最高统帅即将对法国人民的发表广播讲话中取消以下一句话：“当法兰西从其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之际，你们将自行选择自己的代表，并选择你们愿意在其领导下生活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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