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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_[美]韦恩·休斯【完结】(80)

  战争强度

  另一项与任务有关却无法于事前解决之变数为战争规模,亦称战争强度。强度最小者为影响国家利益且须加以处理之危机,最大者为核战,两者之间则有各种层次不一之区域战争。

  五十年来,危机处理已成为美海军之例行任务。部份危机能成功地予以吓阻(因此不受重视),其余则爆发短暂作战,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任何国家能成功打击公海上之美海军。美海军在危机处理上极具成效。

  高强度的危机系传统武器战争。越战并不算是个最佳例子,越战也可归类于危机处理强度最强者。除东京湾事件外,所有海军行动——空中攻击、舰炮支援、封锁,以及南越军的河流作战,皆旨在支援地面作战。由于北越在海上不构成任何威胁,美海军轻而易举地取得制海权,运载作业亦能顺利执行。然美海军如认为目前仍能在安全水域毫发无伤地与他国作战,实为一大谬误。

  美国在核战思维上仅限于吓阻,然只强调吓阻却对发展相关战术、指挥管制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因应系统无积极性作为,并不切实际。美国经历的大规模毁灭战是南北战争。历史上全面战争较佳的例子非布匿克战争(Punic Wars; [ 译注: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计三次:264-241BC,218-21OBC,149-146BC ] )莫属,迦太基最后灭亡。俄国经历较多大规模毁灭性战争,故其在如何从事与渡过核战的计画上较美国实际。

  核战尚未发生时,如何避免其他战争?历史显示,吓阻系各阶层部队作战时之任务之一。考量海军各类功能(陆战队系海军重要组成)之正确之道,系就危机至全面战争,了解吓阻与作战之关系。偶有人提及,吓阻并非任务。这是提醒吾人,如无作战之能力与意志,吓阻不过是空泛之谈。1983年黎巴嫩之陆战队,以及1993年索马利亚之陆军,皆不过虚张声势,一旦奉召执行任务,即溃不成军。意欲将海军部队派遣至开阔地区之人士应多加考量,表象所隐藏的意涵为何。意志与鲜血之考验偶而仍会爆发。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于1787年时说过:「自由偶而需要爱国之士与独裁暴君鲜血的浇灌,这就是它天然的肥料。」

  吾人只须瞧瞧美海军平时作业任务之密集,却又试图维持特遣部队训练而引起之严重后果,即可了解,吓阻之任务繁重,且将影响战术之发展。就笔者所知,1990年代美海军执行危机处理任务之频率无与伦比。海军官兵对此情形深知肚明,但有些人士却认为,冷战结束反而减少参与此类任务之程度,下列统计数字应足以使渠等了解实情。就欧洲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而言,1970至1990年海军参与之危机处理任务平均为每年2.9次。1990至1996平均为5.0次。(总计这27年内共有91次危机事件,平均每年为3.4次)。但在同时,海军舰队规模缩减40%。更严重的是,危机持续时间逐渐增长,1989年平均时间为一个月,但到了1990年已长达一年。 [ 原注:Taken from an analyses in Crisis Response: Analysis of Historic Data,Decemberl997,by C.B. Barfoot,th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representative on the CINCUSNAVEUR London Staff. ]

  屋舍着火时,消防队能在火势扩散前予以扑灭就算有效达成任务,渠等并不需要扑灭整个芝加哥市的大火来证明自己能成功灭火。海军大部分舰队部署之目的系解除世界各地的各种危机。海军与陆战队因此在任务、战术、训练与部署上面临诸多挑战。海军之吓阻须全面发挥效力,如若不然则应采取行动,于冲突未起之时消弭于无形,而在其他方面继续发挥吓阻能力。从未有任何海军承担如此繁重且定义模糊之任务。

  责任繁多和任务模糊与指挥管制有关。如欲制订完善之指挥管制计画,须先了解各种阶层作战之特性。美军指挥管制计画大多着重于第一阶层的作战——危机或冲突,此类行动目的旨在以适当之政治或战略方式发挥抑制危机之效果。海军在此一阶段须严格遵守接战规定。面临敌可能采突袭行动时,最大的问题为实施兵力展示。危机处理时,兵力展示系有利条件,但在战斗时却是不利条件。

  美国面临危机时,系由国家指挥当局(National Command Authority)管制,而战术命令实际上是由华府直接下达,正规指挥体系往往被回避,因而不了解情势。为强化事件管制,国家指挥当局建立全球通信指挥管制系统,可直接与基层单位构联。

  国际冲突中有一项真理,如欲胜利,须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皆具优势。在大型战争中。政治事务扮演次要角色:世界舆论与国际法此时毫无作用,甚而被嗤之以鼻。在危机阶段,军事与政治考量之重要性无分轩轻;部队行动受限系当然之事。军事人员考量战术时,将执行任务时部队伤亡降至最低视为首要之务;政治人物则考量,将部队投入战斗或实施威胁后,将获致何种政治目标。因此军事与政治目标相互冲突。处理危机或冲突之战术指挥官难逃军事与政治目标之纠葛,治国之务限制了指挥官的军事长才。

  尽管危机现场之官兵对于华府直接管制感到不满,然过去50年来都是如此,未来亦将如此。政府高层直接对战术指挥官下达行动细节命令,甚至包括射击,原因在于诸多政治考量。故有必要制定指挥管制准则。准则内涵应包括:(一)制定权宜措施,使国家指挥当局对危机现场制定计画与指导行动时能有统一论调; [ 原注:国家指挥当局好比希腊神话的九头蛇,命令往往前后不一。如联合国负责指挥时,情况更益形复杂。 ] (二)命令下达现场指挥官时,应通知原属指挥体系;(三)指派部队、增援及后勤支援任务时,须向执行部队直属指挥官适切说明内容;(四)为防危机处理失败或冲突升高,必要时须迅速将指挥权交由原指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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