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打击无准备坦克的收效很大，反坦克导弹所引起的反应也很强烈。很快，动态的反常逻辑便起了作用，将成功变为失败。正是由于反坦克导弹的能力范围狭窄(这正是它有效的原因)。其反应几乎立即发生了效力，而且效力会越来越大。1973年10月9日，埃及反坦克导弹似乎要使以色列的坦克部队退出舞台或者说至少丧失进攻能力了。而一星期后，就是这些坦克部队却又突破埃及的防线，而且势如破竹，又过了一周，就包围了前线的全部埃及部队。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没有时间来发展任何一种技术对抗措施的，所以使成功转为失败的这种反应主要是战术性质的。
克服了最初的惊慌失措，动员起预备役机械化步兵和炮兵并上前线后，坦克部队再也不是按原定的作战方法孤军作战了。以色列坦克可在大炮火力滚进式的轰击掩护下向前推进。尽管这样的炮火轰击重创不了埃及的装甲部队及堑壕中的步兵，但却能有效地对付反坦克导弹的攻击。这是因为，在纷飞的炮火中，反坦克导弹射手即使非常勇猛敢于冒险暴露自己也不容易瞄准目标。机械化步兵乘装甲运输车与坦克一起向前推进，用自己的迫击炮与机枪增强了压制火力，这种火力为向前推进扫清障碍，使反坦克导弹射手抬不起头来。 [ 注：迫击炮可算是第一批火器，从14世纪开始投入使用，现仍能有效地对付陆战中所使用的最新武器。机枪的有效射程是1000码左右，并且一般只能直射。迫击炮则不然，其射程超过了埃及人的苏制“耐火箱”反坦克导弹的射程。迫击炮弹可沿高射角曲线弹道落入战壕和反坦克导弹、火箭发射手的掩体内。 ] 迫击炮发射的烟幕弹更为有效，它可在坦克前方罩上一层烟幕屏障，降低能见度，使反坦克导弹射手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瞄准打击运动中的坦克。另外，由于看清了新的威胁之所在，以色列坦克也采取了一些保护自己的措施。可从坦克上卸下一部分穿甲弹腾出地方装上能有效杀伤步兵的高爆榴弹。坦克本身也有机枪和烟幕弹发射器。
这样一来，甚至在没有足够的时间研制、生产和分发特殊对抗武器之前，体大、多用而造价很高的坦克就制胜了造价低廉但性能局限的反坦克导弹。1982年在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坦克就已经采取了一些特殊对抗措施。以军坦克带着“主动装甲”引爆板冲锋陷阵，在空心装药弹头爆炸前就摧毁它们。此外装备了更多的机枪和更好的烟幕弹发射器。尽管此时更完善的反坦克导弹已经出现，但战斗中却收效甚微；只有从特制的直升机上发射反坦克导弹效果很好，然而反坦克导弹与直升机一起使用就不再是一种廉价武器了：虽然威力增强了，但是经济效率降低了。 [ 注：这里涉及的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战略的战役层次问题。参看第二部分，老式无制导空心装药武器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成功是有一定条件的，即在森林茂密的地区作战以及在掩护条件很好的街区作战。在与此相同的条件下使用，老式无制导空心装药武器仍是比较有效的。 ]
战略与经济
这种永远存在的敌对反应导致了战略范畴现在的这种状况，它不仅使通过高度专业化取得巨大效率的大部分希望化为乌有，而且可能使借助稳妥的(线性逻辑的)经济实践取得一般性成功的希望也落空。具体地说，尽管武装部队通常是最大的社会机构，但也不能在购置装备时随意追求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现代工业社会中令人诅咒的使人感到索然无味的整齐划一，正是现代工业社会成功的关键。传统手工艺人的许许多的手工制品设计形式千变万化，但在现代化工业社会里这些手工制品被取代了，而代之以标准化的产品，在省工的生产线连接起来的高效率的专用机器、工具、装配架上大批量地廉价生产。正是由于这些产品(及其部件)的一致性才使得工厂可以经济地进行大批量生产，而且这种一致性越大，经济效率就越高。(只是最近由于出现了数控机器，这种模式才开始被打破。)此外，对于那些本身就是机器的产品(包括那些太特殊而不能大批量生产的机器)来说，一致性是在保养维修及操作使用方面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机器存货的一致性越大，必需储备的物资与备件的种类数目就越小，从而节省管理费用与资金。与使用的机器数量少而种类繁多的情况相比，使用的机器数量大而种类少则可更加准确地计算保证不间断运转所需的备件库存量。同样地，机器的一致性越大，其维修与操作员的培训费用就越经济，他们也越有可能多学到一些东西，把工作干好。
因此，从许多方面看，一致性是在机器的购置、维修及使用等方面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重要属性。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属于战略的范畴，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武装力量在敌对意志不起作用的纯行政事务中通过实现一致性以追求经济效益。 [ 注：因此，“行政事务”包括军事领域内不反映针对具体敌人的战争目标、不反映任何劝阻或恫吓目的的一切活动。这与克劳塞维茨的分类是不一致的。他认为，“属于战争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仅仅属于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本身的活动”，按照这句话的含义，我所称之为“线性逻辑”的东西(克氏的术语是“科学”)只适用于前者面不适用于后者。参看《战争论》第二篇，第一章，第131页。然而“战争准备的活动”(和平时期的军事政策)确确实实也取决于针对具体敌人的战术和战役目的，同时也取决于建立在对特定其它方的一些政策及军事结构认识基础之上的劝导目标；这样的战争准备活动不是完全取决于把敌人置于脑后的轻重缓急考虑，包括在“科学’标准的基础上优化决策的愿望。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位认识到这种基本区别的人，但很显然他划错了分界线把战略领域划得过窄。这样在区分“铸剑术”与“击剑术”时，克劳塞雄茨把剑的设计与造剑的冶金技术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而两者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前者往往针对敌方的剑和剑术，而后者应仅仅注意寻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某种相对效率。参看《战争论》，第二篇，第二章(“军事艺术最初只被理解为军队的准备”)，和第133页。 ] 如果各种需要(尺寸、容积、口径)都符合要求的话，大量地廉价地购置靴子、头盔、货车或者弹药，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对必须在与活着的敌人的各种行为直接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的——换言之，在战略范畴中——军事装备来说，一致性就不再是纯粹的优点，而是一个潜在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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