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保密的缘故，法国军队没有通过野战演习来检验这种武器，也没有进行过战术论证。由于这种机关枪太重，人力无法携带，因而放在一辆轻型炮车上拖载，使其看起来像一门野战火炮；由于步兵不能保障这种武器所需的大量弹药(在当时，每名步兵携带100发子弹就足够保障数周作战之用，而每个营只能依靠不多的马车运输物资，这些马车早已装满了帐篷、给养和行李之类的东西)、同时由于拿破仑三世本人是一位(世界级的)炮兵专家，所以法军把这种机关枪装备了炮兵部队。当战争来临时，法军炮兵自然把这种新武器当成火炮使用，就是说，把它放在步兵线后面较远的地方，结果由于距离远而根本打不着敌人，但其本身却极易遭到敌方瞄准法军炮兵线的反炮兵火力的袭击。 [ 注：参看A·M·洛著《从毛瑟枪到机关枪》(1942年)，第66-67页；迈克尔·霍华德著《普法战争》（1968年)，第36页。 ]
如果期望法军炮兵射手会背离当时的观念，把他们的武器配置在步兵中间，那未免太过分了，因为那样做意味着是向17世纪正常行事模式的一种愚不可及的大倒退。要把这些新武器交给步兵使用就必须向步兵移交炮兵弹药车，而这种弹药车十分宝贵，法国炮兵是不会干的。结果，在1870年8月18日的格雷夫洛蒂战役中，普鲁士步兵向前推进到未遭普军反炮兵火力摧毁的法军后膛装填多管机关枪的有效射程内时，这些新武器使用一次装25发子弹的弹带，以每分钟射出12个弹带的子弹对普军步兵开火，那一天普军的伤亡多达20163人，其中许多是被这种武器杀伤的。 [ 注：威廉·麦克尔威曾作过有趣的阐述，参看他所著的《战争艺术》(1974年)，第141-146页。 ] 可是，除此之外，这种机关枪对战争的结局几乎没起什么作用。假如这项革新不是遭致这样的结果，它很可能会使法军避免遭受灾难性的失败。
政治家与技术人员
在技术人员与军人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只能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而技术界与政治界之间所存在的不和谐则是永久性的，纯属于正常现象。对技术人员来说，国家的政治目的常常是那样遥远和模糊不清，以致很难进入他们的考虑之中。当权者在个别情况下突然从上面进行干预，下达要干什么或禁止干什么的命令。一位美国总统可能执意停止一项从技术角度看十分有希望成功的技术发明项目，原因是该项目与他的伦理观念发生了抵触，影响了他在公众中的形象。另一位美国总统则可能命令技术人员超越当代科学可能性去发展新武器，似乎政治决定和拨款能够左右和加速科学的发展。一个希特勒或斯大林式的人物可以把专政用到实验室和车间，宣布必须迅速造出弹道火箭或裂变炸弹。
翻开历史，也不乏同样令人注目的从科学技术方面进行干预的例子，最重要的一次发生在1939年10月11日。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由当时早已著名的艾尔伯特·爱因斯坦签名的一封信和由另一位避难的科学家、当时还不出名的利奥·西拉德签名的一件备忘录。这件事完全是由西拉德出谋划策的。这两份文件都要求美国政府着手调查在某种军用装置内实现铀元素连锁反应的可能性。由于其他两位避难科学家尤金·威格纳和爱德华·特勒的帮助，西拉德的计划得以实现。威格纳和特勒后来都极负盛名，但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开车把西拉德送到爱因斯坦在长岛海滩的小屋：西拉德没有驾驶执照。据萨克斯留下的笔录记载，罗斯福在阅读那封信和备忘录时似乎是心不在焉，只是在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萨克斯才最后说服罗斯福认真对待那件事，说服中他举出了拿破仑拒绝资助富尔顿蒸气船计划的例子。 [ 注：见罗伯特·容克著《比一千个太阳还亮》(1964年)，第106-107页。 ]
从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推论来看，纳粹德国没有研制出自己的裂变炸弹纯属偶然。制造纺锤形呼啸着发射出去的火箭的前景激发了希特勒的热情，他对发展火箭技术的支持是慷慨的，始终如一的。而核物理领域则臭名昭著地由非雅里安人(除爱因斯坦外，还有西拉德、特勒、威格纳等人)把持，并因为这一领域打乱了明确的定规而进一步受到了纳粹思想家们的谴责。而且，在德国纯粹的雅利安人中，也找不出一个象西拉德那样执著地主张进行核连锁反应的人。 [ 注：德国主要的核物理学家(海森伯格和其他人)战后宣称，他们是有意地不发展裂变炸弹。他们的这种说法是欺人之谈。 ]
只有技术与政治之间的这种根本的不协调，才会使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决定这样偶然地作出。当然，即使没有西拉德出来引起人们注意，美国也迟早会着手执行自己的裂变炸弹发展计划。但是，如果希特勒对发展这种武器采取不同的态度，并决定最优先地发展它，美国的拖延推迟就很可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德国若在1939年着手执行此项计划，它肯定会拥有制造自己的裂变炸弹的物质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了戏剧性的科学战插曲，出现了阿拉莫戈多、广岛与长崎事件，此后政治领导人不应忽视缜密的技术开发所提供的可能性的思想便成为人们的一般知识的一部分了。在科学机构充斥于政府机关和武装部队的同时，总统、总理和部长们的助手班子内也增设了正式的科学顾问。然而，这一切在消除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的不一致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没有像原来所期望的那样大。因为实际情况是，只存在着两类技术问题：一类是日常性的问题，对这类问题根本不需要作出政治决定；另一类是有争议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甚至科学家之间也持不同意见，其分歧之点门外汉一般是听不懂的。 [ 注：1983年3月里根总统宣布的“战略防御倡议”肯定是属于这种情况，这项倡议是在他作出了一项没有反映整个政府的、权威的、科学的意见之决定后宣布的。这似乎说明，只有科学能逃脱进行“科学”决策的种种企图。 ] 政治家仍然是国家这艘大船上的船长，军人们掌管着甲板上的武器，而技术人员则管理着机舱，驱动着这艘大船沿着不明的航线驶向未知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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