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先前的整个痛苦过程可能要再次重现，直到散布在地图上各处，与支援部队联系中断、被切断物资补给、士气越来越低落的那些支离破碎的部队只剩下很少战斗力为止，只要他们与敌人部队实际交火，集体投降就会开始出现；摆在高级司令部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投降或大规模撤退(如果防御者原先控制了大片地区的话)。只有现在战术部分才再一次变得与整个战役行动一致起来，出现了一种令人十分感到意外的结局。在人们实际看到防御者的部队陷于混乱的无秩序状态以前，仅从战术上观察问题一直使人产生错觉，因为进攻者未曾采取任何措施来克服长长的大纵深突破纵队在战术上所存在的那个极端严重的弱点。它们协调一致的结构和心理效应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只有在战役层次上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事后来看，我们可以知道，防御者所犯的决定性错误是下令进行第一次撤退，而没有下令从侧翼对进攻者打开的狭窄通道发动攻击。但是，防御部队司令部绝不会有这样清楚的战役眼光。在起初以及以后的某些时间里，防御者不知道敌人突破战线还有其他什么企图，而只知道敌人是想把他们的整个战线向前推进。
当然，守方司令部会接到这里或那里的战线被突破的报告。但是，在同时也会接到有关敌方沿整个战线实施的大、小规模攻击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在司令部作战地图上形成的作战态势实际上可以令人十分有把握地确信：敌人已经发起了一次全面攻势。敌人的进攻在大多数地区遭到了失败，获得成功的防御部队指挥官急切地报告他们在防御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通常是对他们所抗击的敌军规模加以夸大。敌人显然在少数地区获得了成功，但敌人只是在战线的一些很狭窄的地段达成突破。因此，可以预测，敌人将在战线的其他地段进一步发动进攻，以发展在若干孤立地段上所取得的胜利；或者，敌人可能因为翼侧十分暴露、非常危险、十分不情愿而又不得不把获得成功的部队撤回去。
这样一来，一种径直的线性思维方式便左右了防御部队司令部的指挥官们的看法。他们自己所采取的战役方法是通过适当分配兵力来保护战线；它们会自然而然地设想，敌人也是想以线性方式作战，通过一次宽正面进攻把守方的整个战线向后推移。敌人还采取了强化守方偏见的策略，这也使守方的战役观走向极端：尽管敌人把最精锐的进攻部队集中在少数地段实施窄正面突击，或者部署在它们的后方组成长列装甲纵队，等待时机发动大纵深攻击，但沿整个战线敌人都或多或少地部署了一些部队，按命令发动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小规模进攻，或至少向防御者开火射击，作出他们就要发动进攻的样子。
无疑，这种线性的战役方法通过多年的计划、演习和参谋院校教学的熏陶已经渗入防御者的思想，并牢牢地扎下了根。所以，当接到第一批关于敌人的坦克正从敌方战线出发向前急速挺进的报告时，似乎最令人可信的解释是：敌人已决定发动某种小规模的袭击。于是防御者便坐等这样的报告出现：敌人的袭击部队正在向他们自己的安全地区——和再补给地区——撤退。随着更多的报告到来，——这些报告指出，敌人的突破不只是进行小规模的袭击，在坦克的后面，还有敌人的机械化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大部队，疑虑便必然会在防御者的心目中开始产生。但是，这些报告也可能被搁置一旁，不予理会：这些报告毕竟不是来自战线上那些集中精力注视当面之敌动向的高级指挥官；相反，它们大都来自空军的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十分可能把己方的某个运输纵队同敌军混同起来)，或者来自宪兵检查站、受到袭击后残余的公路运输车队与勤务部队、警察、村长，等等。现在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人们的神经十分紧张，所以各种不实的报告都来了：敌人的伞兵在到处空降，敌人的坦克不仅深入到战线的后方，而且已经到达根本不可能到达的纵深地区。
此时，情报成了战争的最强大的武器。敌方的大纵深突破纵队正在尽快地向在他们作战地图上标示出来的打赢战争的目标推进，边前进边报告已取得的进展，而位于后方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则没有多大必要向他们下达下一步的命令。各纵队的指挥官们则在纵队先头乘车率队前进，在现场决定向挡住他们去路的抵抗部队发起进攻，或者绕过他们继续快速前进。位于后方的司令部一接到各纵队的进展报告。便进行整理，并随即在作战地图上标示出来，以显示突破的进展情况。这一点十分重要，可以防止己方空军部队误炸已方部队，并有助于集中力量攻击可能企图阻止突破纵队前进或从其暴露的翼侧发动反击的对方防御部队。实际上，进攻者的高级司令部不需要大量的情报，通信联络大都是单向的，即从前线传向后方的，从后方的司令部发往各纵队的命令极少。
守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防御者的指挥官们最后认识到敌方根本不是沿宽大正面发动攻势的时候，及时而准确地得到关于敌人大纵深突破纵队动向的情报便极其重要。如果守方司令部能够在战役层次上对展开的交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正确的行动方案——即封闭战线上的突破口，或者至少在推进的敌方装甲部队的后方设置路障，以阻断其物资的再补充——便会立即一目了然。然而，现在防御部队司令部的通信线路饱和，尽是发来的报告。这些报告有一些原来是很准确的，但现在已经过时了；另外一些报告则言过其实，还有一些报告完全是出于恐惧而无中生有。发来的情报要进行分类整理，以便据此搞清敌军的位置、运动速度、突破地段的宽度及敌军最重要的弱点。防御部队的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简直要被大量发来的电报淹没了，并且在他们努力摘清当时的真正情况时，情况又变化了，因为敌人在继续前进。甚至卫星观察、现代化空中照相和更加先进的通信系统也无济于事，这一点已在近年来发生的战争中得到证明。 [ 注：这正是1973年10月战争中以军越过苏伊士运河开始实施合围机动时埃军最高司令部所面临的情况。埃军及时获知以军在10月15日夜间的最初渡河情况，但错误地认为那只是一次小规模袭击行动，以军很快就会撤回去——的确，以军最初参加渡河的部队不到3000人，只有少数几辆坦克，而且这几辆坦克还是用轮渡运过河的。直到17日开罗才了解到以色列人在不断增援其桥头堡，但到那时以色列人已架起一座浮桥，一个齐装满员师已经过河。以色列人向各个方向派出了装甲部队，攻击埃军的防空导弹发射阵地(所以有报告说以军已展开成宽大的弧形战线发动攻击)，但以色列主要企图是向北面的伊斯梅利亚推进，扩大桥头堡，切断运河东岸西奈地区的埃军第2集团军的部队同西岸埃军后方部队的联系。尽管埃军最高司令部不断接到大量容易引起误解的报告(这些报告是因为以军的装甲战斗部队挺进埃军力量薄弱的后方攻击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而促成的)，但到10月18日它还是十分正确地搞清了以色列两天之前的意图，并调集部队加强了伊斯梅利亚地段的防御。但是，在17日，随着以军另一个装甲师渡过运河，以色列人决定停止北进，令部队掉头向相反的方向进攻，以切断苏伊士城周围南部地段第3集团军的后路。等到埃军最高司令部在10月19日弄清这一变化，原来的两次估计都被推翻了，于是心里没有了任何底数：它感到开罗本身已濒临危险，遂派出可供调动的预备队保卫开罗，而不是去攻击向苏伊士城会集的以军。参看哈诺奇·巴尔托夫著《护壁》(1981年)，第482页及其以后诸页，他在该书中根据有关文件对此作了叙述。 ] 随着部队运动的开始，战争的迷雾也开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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