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作出反常选择会削弱己方的力量，但只要所造成的突然性能在更大程度上削弱敌人的反抗力，就可以说己方力量的削弱是值得的。极而言之，从理论上讲，如果采取的反常行动接近自取失败的程度，那么最能达成突然性。例如，如果几乎动用全部力量去执行诱敌任务，只留下少量人执行真正的作战任务，那么，一定会达成突然性。但这样做即使敌人完全受骗和毫无准备也最可能非常容易地被击败。可见，“出其不意”决不能走向自取失败的极端。但即使在极端的限度之内，也只能凭既不可靠又不精确的估算去作出决定。尽管损失可利用的力量是必定无疑的，但成功地达成突然性也仅仅是一种希望。代价通常可以准确地估算出来，但好处却只有等到战斗结束才能知道。
战争中的阻力
采取敌人意想不到的反常行动以实现突然性，除付出代价外，还存在各种风险。达成突然性无疑是为了减少暴露在敌人力量面前的死亡风险，即战斗风险。但还存在着另一种风险，它在当时对具体某个小部队也许并非生死攸关，但可能给大部队带来严重的危险。
第二种风险又叫组织风险，是指不能按原计划行事；其原因不是由于敌人的凶狠毒辣，而是由于部队的补给、行动、计划和指挥出了故障、差错，或耽误了时间。组织风险随着背离简单的直接路线和正面攻击的程度而增加。如果想采取保密、欺骗和机动等反常行动减少战斗风险，就会增加军事行动的难度，延长军事行动的时间，从而相对扩大组织风险。
战斗的组织工作是负责指导战斗的人们在可能是非常短暂的战斗间隙中最为严峻突出的工作。这里又出现了与前面类似的情况：如果不考虑使战斗得以进行的各种难于捉摸的无形因素，部队补给、保养、管理和指挥等每项活动孤立地看都可能十分简单。但这些活动成为一个整体却变得十分复杂，所以，任何一支军队，不论规模大小，在自然状态下都是一盘散沙，缺乏机动能力，只有在纪律约束和指挥官领导下才能从事有目的的活动。
我们设想几个朋友每家坐一辆车去海滨旅游。他们约好上午9点在最顺路的那一家碰头，然后趁交通尚不拥挤的时间立即出发，以期上午11点赶到目的地。其中有一家已上了车，正准备开车前往碰头地点，突然一个孩子要上厕所，于是只好把锁上的汽车前门重新打开，让孩子出去，等孩子回来再开车。这家人到达碰头地点稍晚了点，是9点15分。另一家离碰头地点较远，耽误的时间更多。原因是忘了带必用的工具箱，几乎到了碰头地点才发现，等回去找到工具箱，赶到碰头地点，已过了9点半。
还有一家耽误的时间更多。原因是车无法启动。他们修了一段时间车，又等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等来一辆拖曳车，但是这辆车的电瓶也不管用，最后一位好心的邻居把车借给他们用。他们很快换了车，一路风驰电掣，但等他们到达碰头地点，已过了10点。这时，大家还不能出发，因为早到的一些孩子已等了一个多小时，该轮到他们又有事要干，需要等他们一会儿了。最后大家驾车从碰头地点出发时，通往海滨的路上已车水马龙了。原计划花两个小时的行程最后花了3个多小时——途中有人要停车加油，有人要喝冷饮，还有些孩子吵着要吃午饭。最后终于到达了海滨。但是超过了原定的时间(11点)。
我们设想的这伙朋友不存在受敌人阻拦的问题，途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各种无意的耽搁和小小的事故引起的，这些耽搁和事故近似于阻碍各种活动机械运转的“阻力”。(“阻力”这个词出自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从上面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什么是阻力。克劳塞维茨在书中写道：“在战争中一切都很简单，但是就连最简单的事情也是困难的。这些困难积累起来就产生阻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这种阻力是不会有正确的概念的。” [ 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第7章第119页，普林斯顿版。 ] )战略行动在阻力这种基本介质中展开，战争中无时无地没有阻力。
从上面所举的平凡小事中可以看出，在碰头地点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一个多小时，而在整个途中耽误的时间则更长。不难想象，如果参加旅游的人家更多，耽误的时间还会更长。当参加旅游的人家增加到一定数目，如果大家必须等所有的人到齐将会出现根本不能从碰头地点出发的局面。具体要有多少家人才能造成到天黑还不能从碰头地点动身的局面，谁也说不准，但只要几十家人恐怕就够了。即使这么多人在数量上也无法与有好几百人的一个陆军营相比，或与一艘中型军舰或一两个飞行中队的人数相比。
部队中不会有小孩耽误时间，由于受纪律约束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各行其是，但在其他方面遇到的困难却要比上面那几家去海滨游玩的人遇到的困难多得多。例如，部队的补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如果事先准备不足，往往不可能在路边停一会就解决问题；一支舰队在海上航行，也许能得到充分的补给，但如果缺少什么，就只好等待下一次再进行补给；远离物资贮备基地的空军或地面部队，在给养不足无法继续坚持战斗下去时，大可以把周围看作是一片茫茫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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