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游击战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夺权斗争中(即革命战争)——这种现象自二战结束以来相当普遍——报复政策通常只会起反作用。 [ 注：这种例外情况包括中央政权与分裂主义分子——无论是种族的还是地区性的——之间的国内斗争，因为分裂主义分子一般受到当地人民的坚决支持。 ] 不过也有一个对应的替代办法，即政府可以武装地方自卫性的民团组织，使这些组织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抵制游击队势力的侵入。
点式防御
伤害平民与武装平民竟然效果相同，这似乎使人感到奇怪，但是在反常的战略领域内，情况就是这样，两种方法可以达到同一目的。首先，在战区层次上，对付游击战的相应方法是仿效游击队的分散。靠地区防御的方法，即让大部队随时作好准备出击歼敌不是对付隐蔽敌人的有效办法。应该从自己的战斗部队中分出众多小部队去到守卫尽可能多的易受攻击的目标，配合当地的警察和民团，实行“点式防御”。通过这种方法，守卫桥梁、水坝、电站以及城乡部队驻地、路卡、哨位和进行巡逻的小部队，便可以与游击队的分散力量相抗衡，并在多数场合下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正规部队的纪律性更强、训练更加有素、装备更精良。自然，如果此时还在进行一场常规战争，在敌后实行点式防御的机会成本便是前线战斗力的削弱。不停顿的前进和失败这两者往往反常地交织在一起，这便是原因之一。 [ 注：在历史上，实施点式防御的必要性曾限制了军事帝国征战扩张的速度，随着一些地方继续不断发生动荡，不安的因素逐步积聚，从而最终限定了军事帝国所能支撑的扩张范围。罗马的统治或多或少是要先安抚一个国外行省和征税(或征募士兵)，然后再征服另一个行省。但是，即使采取这种办法，维持安全的需要仍在增长，因为有的行省虽然能长治久安，而另一些行省却不断发生暴乱。这种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促成下达命令有违于奥古斯都要进一步征战扩张的遗嘱。见塔西佗的记载，《编年史》第一卷，第11页以及他在《阿格里科拉传》第十三卷中所作的批评。 ] 另一方面，在对付革命战争时，点式防御是武装部队的最重要的功能，它可以保证社会和国家的正常运转，直到反叛的动因通过改革、反宣传或非殖民化而不复存在。
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游击队在战役层次上显然都会采取集中兵力的作战形式作为对策。起初，因为对付不了政府军的大部队，游击队才采取游击战的形式，而现在，政府军以点式防御对付小股游击队后，反叛者发现，警戒站、部队驻地、路卡、巡逻队等特定目标都十分易受集中起来的大股游击队的攻击。随着战争的发展，游击队中经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武装形式：小股地方武装与在广大范围内、甚至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作战的“主力部队”。到了这一阶段，游击队通过以主力部队不断打击小股正规部队，可以逐个击败政府部队的点式防御。可是一旦游击队试图这样做，他们的隐蔽性必然变得越来越差，因为一方面，为使部队集中为主力部队，许多游击队员必然要离开本乡本土，做为外乡人，他们便不容易受到当地人的保护。这样，政府军就可以根据补给、通信和机动性等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以反集中对付游击队的集中。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在同样的条件下竞争，结果很可能是部队的规模越来越大，直到双方都动用大部队，正规战完全取代了游击战。
不过，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因为从总体上看，政府军在补给、通信和机动性方面仍占据着优势，反叛者很少能够将全部的地方小股武装集中成主力部队，并且通常也不愿这样做。 [ 注：这就是现代化的后勤、无线电和直升机出现以前的情况。罗马人在机动性方面并不比反叛的敌人占优势，但由于有了自己的信号塔系统，修得很好的道路以及粮仓，罗马人在战区战略方面获得了优势，罗马人的信号塔系统白天点烟，夜晚点火，传递警报信号和命令；罗马人的道路设有堡垒、敌人无法使用这些道路；罗马人的军队可以从粮仓中获得粮草，而反叛者只有在长期围攻之后才能获得这些粮草。 ] 他们很可能既使用主力部队打大仗，又使用隐蔽的小股武装伺机进攻不设防的任何有价值的目标。结果是，那些对付反叛者的部队同时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需要：既要打击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又要实行点式防御。他们面临的困境同一支在后方刚刚征服了敌对性很强的居民，正设法尽量减少点式防御所造成的力量分散，现在又在前线打常规战争的部队所面临的困境一样。对于占领军来说，解决的方法应是报复政策，使敌方畏而却步，不敢进行游击战，而不是将部队分散到所有的抵抗地区以制止游击队的活动。报复措施可以采用杀伤手段；也可以不用杀伤手段(破坏财产同样有效)。如果对手是国内反叛者，在不安全地区组织自卫民兵进行点式防御的方法同样有效。这样，政府军可以将守卫驻地和实行警戒的分队用于对付反叛者的主力部队。
在德国进行游击战？
回到我们对大西洋联盟防务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设想一旦苏联入侵德国，并受到游击队的袭击，很明显，由于战斗发展很快，苏联人不可能招募、训练和武装与自己合作的民兵，即使存在着这样做的政治、文化和种族基础。 [ 注：二次大战期间德国人在许多占领区、特别是在苏联，的确得到了当地的支持。在某些地方，使用亲德国人的民兵的方法相当成功，从而取代了报复政策，例如布良斯克以南的奥廖尔-摩尔斯克地区的洛科季“自抬行政区”，该地区约有170万居民，在1942-1943年由大约1万名民兵保卫，这些民兵全部是俄国人。这里，合作基础是政治的(反共)。洛科季民兵即人们所知的“俄国解放军”，是由德国第二装甲集团军的鲁登道夫·施密特将军和一个俄国工程师(后来由臭名昭著的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代替)共同建立的。这是德国国防军军官们反对党卫军在该地区行动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该地区、德军同意不对仍发生的游击队袭击活动采取报复行动。见库珀的《影子战争》(1979年)第112-113页。这样的协议虽然并不是正式的，但在德国占领区很普遍，受到了国防军军官的热情支持，见京特的《反游击队之战》(1968年)。但这些协议受到了党卫军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武装“劣等人种”，直到战争形势越来越恶化，德军人员严重缺乏，党卫军才改变了态度。党卫军虽然还反对组织民兵，但这只是由于党卫军期望招募尽可能多的人员参加到它众多的种族部队中去。 ] 因此，苏联人不可避免地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采取报复政策遏制游击队对其卡车队、后勤部队、孤立的分队以及翼侧的进攻，要么将自己的部队分散各地实行点式防御，翼侧警戒和进行寻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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