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英帝国来说，第一种含义的海上力量是一种重要的工具，第二种含义的海上力量是其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的来源，这是毫无问题的。然而，构成英国海上优势的真正原因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在欧洲成功地维持了—种力量均势。 [ 注：杰拉尔德·格雷厄姆著《制海策略》(1965年)。 ] 任何一个国家或联盟一旦出现可能取得支配地位的迹象，英国便支持其反对力量，从而保证了欧洲国家的持续争斗。这便迫使各大陆国家不得不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从而便无法再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诚然，要使大陆各国保持“均势”并互相残杀，两种含义的海上力量都是需要的。但是，马汉却本末倒置，把这些关系顺序完全搞颠倒了，并且极力主张当时的美国应按照他的意见去做。 [ 注：关于这两种力量的顺序，见马权《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第222-223页(根据克劳尔在其论著的第451-452页上的引述)。 ]
在英国的政策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积极的外交和向那些顺从而贫穷的盟国提供大量资金而不是维持皇家海军。通过成功地保持力量均势，较容易地取得了确立海上优势的前提条件之后，才接着适当地向海军提供获得第一种海上力量所必需的资源，并从第一种海上力量获得第二种海上力量。相反，如果英国人忽略外交斡旋，企图单纯靠舰船吨位超过所有的大陆航海对手来直接获得第一种海上力量，其直接效果将是既消耗了为获得第二种海上力量所需要的资金，又损害了着眼于长远利益而维持大陆力量均势的努力。反过来，这种做法还会使大陆国家减少在陆上作战方面的消耗；一旦西欧所有航海潜力都完全发挥出来，在与西欧各国的竞争中，英国的资源便根本无法维持其海上优势。
因此，在马汉所研究的那段历史时期，英国的海上优势及其皇家海军少得可怜的经费，乃至海军经常被忽略等等现象是完全符合战略逻辑的。相形之下，如果英国仅仅靠不断增加皇家海军护卫舰的办法来获得第一种海上力量，而对手在完全有自由专心致志地进行竞争的情况下却没有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这倒是完全违背战略的反常逻辑的。当时有人抱怨英国依赖于两种海上力量忽视皇家海军，海军将领们也牢骚满腹地说英国的黄金都送给了外国人，而海军的所需资金却始终不足。显然这些人有一般的常识，却没有战略头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马汉发表著作对英国这段历史大加称颂之时，大英帝国却正要放弃这项有历史意义的政策。 [ 注：早在马汉第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出版之前，1889年通过了“国防法案”，规定英国的海军力量与两个最强大的大陆国家联合起来的海军力量保持“均势”。马汉在英国倍受称颂，并不是因为他对英国起了指导作用，而是因为他宣传了已经确定的政策。 ] 当皇家海军终于第一次得到大量资金用来保持第一种海上力量，并直接通过建造军舰与德意志帝国直接展开建造军舰的竞赛时，那些具有一般常识的人和公众舆论得到了满足；而武装德国对手的选择，特别是武装供给不足的俄国人的方案遭到排斥；资助盟国，使最强大的大陆国家被牵制于陆地从而维持力量均势的方案也不被采用。最后的结果是，第二种海上力量，积累起来的资本，连同众多人的生命都牺牲在尔后的战争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首次付出高昂代价的大陆作战。如果英国不是那么集中力量发展第一种海上力量的话，那么即使不能避免损失，起码也可以减轻这种损失。不管英国领导人是因为迫于公众的强硬舆论，还是仅仅因为其自身缺乏敏锐的战略眼光而改变了其前任所奉行的政策(其前任会资助沙俄建造铁路和兵工厂，而不是为本国建造更多的战列舰)，毫无疑问，正是那种与马汉主义幻想吻合的政策加速了英国的急剧衰退。 [ 注：毋庸赘述，这与美国现行政策中强调海军力量有类似之处。资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明显的选择从几个方面看都可能是轻率的。鉴于美国对航海的依赖性过大，把资源转入其他形式的军事力量中将肯定是有益的。 ]
关于战略独立性的鼓噪：轰炸战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上封锁的效果十分可怜，至于海上突袭行动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一次是在加利波利进行了大规模两栖进攻，且耗资巨大而又损失惨重，暴露了海军在一场现代大陆冲突中的局限性。于是战争结束后不久，便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单一力量战略主张。由于高度所具有的战术价值已被人们所普遍理解，重于空气的航空器第一次出现后便很快被运用于军事。到1914年，所有主要国家的军队都已使用飞机来进行战场侦察和炮火校射。而到1918年便出现了规模较大且具有真正意义的空军(至1918年欧洲停战日，皇家空军共拥有22000架飞机、293532名官兵)。海军也拥有了自己的飞机，大部分是那种舰上起飞、水上降落的不大安全的载荷较小的飞机。但到大战结束以前，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已经建成。
飞机在陆军和海军中的作用虽然只是辅助性的，但却得到了肯定。早期的一些飞行军官和军事航空论者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新军种。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只是从效益观点出发，认为飞机的购置和飞行员训练不再在陆海军这两个老军种里分散进行可以避免浪费；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得很远，提出了建立在这一新兵种基础之上的单一战略。鼓吹空中力量使之成为未来发展趋势的人有三个，他们分别提出了相类似的论点，并且得到广泛的响应。一个是朱利奥·杜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空军领导人，1921年出版了《制空权》一书。第二个是威廉(比利)·米切尔，也是一位飞行军官，早在杜黑的著作被译成英文(1942年)之前便于1925年出版了代表其毕生主张的最重要的著作《有翼的防御》。第三个是休·蒙塔古·特伦查德，皇家空军创始人，他的观点得到了最为系统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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