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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_[美]爱德华·鲁特瓦克【完结】(6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空军推翻了以前的各种预言,因为德国空军领导人在组建他们的部队过程中并没有把轰炸城市和工业作为其攻击的重点。他们取消了德国空军发展重轰炸机的计划,而极力推崇发展中、轻型轰炸机。由于这种轰炸机在设计时强调通过俯冲轰炸把小批量炸弹准确地投掷于战场,因而使其不能携带大量炸弹去攻击城市地区。鉴于德国空军轰炸机的这种实际状况,决定了德国空军对英国城市实施的轰炸,以及先前对华沙和鹿特丹的轰炸仅能是临时采取的权宜措施。从另一方面说,德国的损失远远没有充分暴露出轰炸机自身所固有的缺点,因为与鼓吹轰炸机为单一战略力量的论点相反,德国自己的轰炸机尽管体积小、机动性强,但除了用来在夜间实施波束制导轰炸外,执行轰炸任务时总是要由战斗机来护航。特别是德国空军没有英国和美国后来大量生产的那种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所以,对英国实施的那个轰炸战役的明显失败并没有使英、美轰炸机鼓吹者认识到自己的主张是错误的;他们反而继续鼓吹自己所热衷的武器的战略独立性。只有在他们自己的重轰炸机编队有了充分的机会对德国实施大规模空袭之后。杜黑-米切尔-特伦查德的主张才最终被放弃了——首先是被英国人放弃,然后被美国人放弃。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轰炸是一种有效的战争手段,但是显然不能仅靠这一种手段就能快速取胜。轰炸机想要防止地面作战和海军封锁这种拼消耗的长期的残酷过程发生,然而却使这种过程演变成为空中战争,在这种空中战争中,轰炸机飞行员的生存机会实际上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中步兵的生存机会更小。

  最后,只是由于英国电子战的技术优势和美国护航战斗机的十分出人意料的战术技术性能(实现了似乎不可能实现的远程和高度机动性的结合),才使派去轰炸德国的轰炸机收到那么大的破坏效果,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即使如此,所获得的效果也是令人失望的:在对德国灵活性高而规模大的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轰炸中,尽管英、美空袭的规模很大,使德国空军对英国的空袭相形见绌,其效果却是缓慢累积式的,根本没有海军封锁效果来的那么快。用轰炸对付日本的规模小得多、灵活性差得多的工业生产,甚至也不能立见成效;妨碍日本工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原料不足(由船舶损失而引起的),而不是轰炸带来的影响:这就更有力地批驳了鼓吹轰炸机为单一战略力量的论点 [ 注:战后《美国战略袭炸调查》说明了这一点;轰炸实际上所取得的效果是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问题。见戴维·麦克艾萨克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1976年)等著作。 ] 事情十分简单,轰炸论者过高地估计了轰炸所造成的物质破坏,过低地估计了被轰炸一方的政治和工业的活力。

  核武器的出现

  当1945年原子弹在日本城市上空爆炸时,那种前不久被战争实践证明为虚妄的鼓吹轰炸机为独立战略力量的主张似乎十分出人意料地恢复了名誉。什么轰炸机的缺点——技术上的、战术上的和战区战略上的——什么被轰炸一方的活力,在这神奇的新武器面前都可忽略不计或失去作用了。

  我们知道,由于技术故障原因,轰炸机并不总是能按计划起飞的;它并不总是能经受得住防空武器的攻击;它并不总是能沿正确的航向飞抵预定目标;它所投的炸弹不可能全都准确地命中目标,况且落下后也不一定能全部爆炸,正是这些“递降因数”的倍增,使空中轰炸极难取得预期的摧毁效果,即使在实际摧毁效果比预期的效果大得多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随着原子弹的出现,摧毁城市和工业便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杜黑和他的同事们从他们的最大错误中被拯救了出来。 [ 注:黑伯纳德·布罗迪在《导弹时代的战略》(1959年)一书第73页中指出了这一点;瓦茨的著作第39页注释1引用了布罗迪1952年的题目为《杜黑的遗产》的备忘录。 ] 而且似乎再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拦他们预言的实现,因为一旦制造出了相当数量的裂变炸弹,航空兵或运载它们的任何工具就会成为具有主导作用的力量,使所有其他军队变成不必要的东西,并把战略范围急剧地缩小,使之仅局限于对这些炸弹的使用。

  当然,不实际使用这种新武器而利用它推行遏制其他国家的外交,是最符合像美国这样的满足于现状的强国的决策者和思想家们的心意的;对美国来说,只要能阻止侵略,就能最后实现压倒对方的目的。基于裂变炸弹的巨大破坏潜力——这是一般的物理事实——基于受政治环境与文化倾向影响而形成的对这个世界的具体看法,美国迅速地建立起威慑这一完整的思想体系,最初是坚信这种“完美的武器”能够绝对防止各种形式的侵略和各种战争。 [ 注:伯纳德·布罗迪在《绝对武器》(1946年)一书第76页中特别提出了一条保留意见,当时其他人忽略了这一点。在宣传威慑这个早就在流行的观点时,布罗迪把威慑说成是军事机构的首要目的,而不是唯一目的,并补充道,“它几乎可以没有其他任何目的。” ] 如果苏联是第一个拥有这种炸弹的国家,它无疑也会看到不使用它的巨大好处,但是它的外交目标是使现状发生变化,它的思想体系强调的将是“胁迫”。 [ 注:积极劝导(胁迫)被公认为比消极劝导(威慑)更难于实行。这是托玛斯·谢林在《冲突的战略》(1960、1980年)第195-199页中所做的众多阐述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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