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略中的新因素
仅仅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军人们就被迫面对军事史上最大的问题：对已为人所熟知的军事思想、理论和战略进行变革。
武器(或至少是对武器的估价)首次成为军事战略的决定性因素，而不仅仅是战略家手中的工具。这可能是由于战略思想还没有发展到类似武器那样的复杂程度。当然，存在动用核武器的严重威胁和可能性，是决定本时期两场大规模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对许多小规模战争和危机的解决产生了影响。不管怎样，由于拥有核武器，便产生了一种通过拥有几近无限的力量来限制冲突的新思想。自武力首先用于对付别人以来，人所共知的威慑思想又具备了新的重要性，也变得更为微妙、精细了。
实际上，上述的其他历史发展特征也都对现代战略思想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例如，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一种“解放战争”的新思想，其中意识形态影响和改变了原来众所周知的实施战争的方法。技术革命在使远程战略轰炸机武器系统发展完善后又使其淘汰。技术革命和经济变革的冲击，使军事领域也出现了在民用部门才运用的费效比概念，并影响了所有现代战略思想。
这些变化的结果是：这些年间，协调国家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以及管理和指导武装力量等方面的组织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美国)。虽然这一演变过程在逻辑上并不总是很清晰，层次也不分明，但它竭力使武装力量及其文职领导层适应变化了的冲突形势。
战略与冲突管理
军事战略中的这些新因素似乎并没有改变战略的根本性质(基于对历史上冲突的经验教训所进行的深入细致的分析，以及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历史评估和研究组织”于1966年从三个方面对“战略”进行了界定：①战略——在人类意志的冲突中，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以达成获得成功结果的目的的艺术；②国家战略——在国家之间的冲突中，最高当局运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以达成获得成功结果的目的的艺术；③军事战略——在与敌人或潜在敌人的现实或预想军事冲突中，军事指挥官运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以实现国家战略所确立的目标的艺术)，但它们使得在冲突或可能的冲突形势下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过程变得格外复杂和模糊。由于存在着这些复杂性，“冲突管理”一词开始用来形容战略家或“冲突管理者”对其所支配的资源进行的控制或指导。
核武器的出现，以及在除最有控制和最有限的以外的任何冲突中动用核武器所几乎必然导致的大灾难，把战争及与战争有关的概念清楚地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高层次冲突，包括超级大国间的全面核战争或战略核战争；一是低层次冲突，或称“常规”冲突，在这类冲突中可能不会动用核式器(但决不能忽视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可以认为这种低层次冲突有多种暴力分类或者说是暴力的特殊表现形式。
对于这些区分的确切性质，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之间还没有完全取得共识，但只要看一看本时期末一次重要的理论研究所产生的“冲突频谱”，就能了解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战略理论在高层次冲突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威慑的概念——即使诉诸核武器的一方得不偿失。本时期，美国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发展威慑理论，结果产生了众多的威慑战略。其中一个极端是50年代中期流行的残忍而又赤裸裸的“大规模报复”思想：无论是直接的侵略还是间接的侵略，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对任何形式侵略的发动者都威胁动用全部核力量。而在本时期末美国流行的则是更难以捉摸的“有控制的灵活反应”理论。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失败表明，仅仅依靠核武器存在严重的战略问题。真正用灾难性的手段对付并不是灾难性的威胁或危险，并不合情合理。无论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都不相信美国会因为不发达世界某个遥远地区发生受克里姆林宫支持的颠覆活动而向莫斯科发动攻击。美国的欧洲盟友们更不敢肯定，一旦苏联入侵西欧，形势危急，他们能依赖美国迅速作出核反应的承诺。到本时期末，这些疑虑影响了西方联盟的活力和稳定。
为防备苏联入侵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于本时期初成立了。北约在单一指挥下的一体化武装力量，以及以美国总统控制之下的美国核力量为后盾，构成了和平时期出现的第一支重要的多国力量，这一点是独一无二的。起初北约的威慑作用还是有效的，但到本时期末，由于法国坚持拒不妥协的“独立自主”政策，将其包括潜在的核力量在内的打击力量独立于北约之外，使这种威慑作用有所削弱。
超级大国间的核僵持导致形成了“互相核威慑的保护伞”，核武器的存在无意中助长了低层次的暴力活动。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本时期末美国战略家们在对付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越南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不过美国已在战略上制定出了对那些希望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政策。尽管在越南和其他许多地方遇到了挫折，但在核时代推行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突出美国影响力的手段，这种政策大体上还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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