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 《笔底波澜（出书版）》作者：傅国涌【完结】
前言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近代中国一直徘徊在幽暗的长夜里。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民间报刊生存的空间一直都那么严峻。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分别在不同的年代惨遭杀戮，他们的斑斑血迹使一部百年言论史总是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他们用笔呼吸，用笔抗争，他们的笔下既流墨也流血，不断地寻求“笔的解放”，一次次掀起笔底的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
王韬生当易代之际，他中秀才那年虽已是鸦片战争之后，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完全有可能按千年不变的老路走下去，做个传统的读书人。因为化名向太平天国上书，他成了清廷的通缉犯，被迫出走香港，从此愈行愈远。1874年，他创办《循环日报》，每天在报上撰文论政，评点国内外大事，呼吁变革求新，不仅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未来历史的创造者，而且引起了李鸿章等权贵的重视。到1884年，他将办报十年的评论选编结集为《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时，他早已赢得各方尊敬，享有一定社会地位，开启了在科举功名之外的另一条新道路，树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人生模式，称之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恰当的。他不依傍朝廷，独立创造自己的事业，报刊这个舶来品，正是在他手里完成了最初的中国化过程，他把古老的农业文明传统和西方工商业文明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借助报纸这一新型的载体，发出了独立的民间的声音，成为百年言论史的源头，影响深远，余音不绝。
在他之后，梁启超、于右任、邵飘萍、陈独秀、胡适、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相继登上这个言论的舞台，擎起一支支秃笔，屹立在大时代的风霜雨雪中。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创造了四个不可磨灭的时代。
1923年10月9日，胡适写信给高一涵、陶孟和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其中《时务报》和《新民丛报》都和梁启超密不可分，实际上可以算做百年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从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问世，到1907年《新民丛报》在日本停刊，这十来年，中国发生的变化都曾在梁启超的笔下得到最好的呈现。少年郭沫若更是忘不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影响，“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梁启超独创的“新民文体”和《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倾倒了多少莘莘学子。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沉沉暗夜里，正是他以富有才情的清新笔调和振聋发聩的思想，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强有力地冲击着我们这个昏睡中的老大民族。包括胡适、鲁迅、邵飘萍、毛泽东、王芸生、邹韬奋等在内的青少年，“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自己上小学时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
在袁世凯粉墨登台、黄袍加身的年头，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在上海悄悄问世的《青年》杂志会开辟一个新天地，创造一个新时代。“《新青年》时代”将和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巨人的名字一同闪耀在民族思想史、言论史的星空。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文中首先标揭“科学与人权”，他认为如要摆脱蒙昧时代，国人就该急起直追，“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接着，他打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表一系列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言论。他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移师北上，“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连续发表胡适、鲁迅、吴虞、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高一涵、陶孟和、易白沙等人的创作和评论。他们第一次向主宰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传统的伦理道德，向文言文、旧艺术、旧宗教、旧政治、国粹（从礼法、贞节到小脚以及包办婚姻等）发起了全方位的、无情的猛烈冲击，第一次大力提倡“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张扬自尊、自主的独立人格，这一切不再是局限在政治层面，而是要全面引进新的文化和价值，不少言论之激烈至今可能还让人心惊肉跳，如钱玄同的废汉字、鲁迅的不读中国书、胡适的百事都不如人等。胡适曾言“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正是陈独秀以锐不可当的勇气，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直接呼唤了重塑历史的五四运动。
“《大公报》时代”是张季鸾、胡政之等一代报人联手开创的。1926年9月1日，正当邵飘萍、林白水以身殉报不久，血迹未干，他们在天津接办了有20余年历史的《大公报》，响亮地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力图把《大公报》办成“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议政而不参政，不以赢利为目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没有几年，《大公报》声名鹊起，成为举国舆论的重镇。1931年，胡适在祝贺《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撰文说，《大公报》之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在张季鸾、胡政之两位终生以报纸为业的知识分子手里，《大公报》迅速向最辉煌的顶峰攀升。特别是抗战时期，它颠沛流离，从上海到香港到桂林，从武汉到重庆，始终坚持其独立的品格，为民族抗战鼓与呼。1941年，张季鸾告别人世前不久，《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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