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卢谔生等在广州创办《天民报》，出版仅两天，就以“冒渎乘舆”、“毁谤朝政”等罪名被勒令停版，编辑发行人被判刑1年。25日，广东报界公会为此致电清廷，提出抗议，要求转饬地方当局依照《大清报律》规定的法律程序，“以重法权”。7月1日，《神州日报》也就广东几家报纸遭地方当局迫害一事发表评论（此前的4月5日，广州《公言报》、《陀城报》曾被迫停刊）。7月6日，《申报》刊出《戏拟要求阎王延长报馆寿命禀》的游戏文字，就报馆不断遭到当局摧残事进行自我解嘲。
轰动一时的“大江报案”再次把清廷置于历史的被告席上。詹大悲、何海鸣等志士于1月3日将汉口《大江白话报》改名为《大江报》，以“敢言”着称，甚至被称为“专以骂字为主义”。7月17日，《大江报》发表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7月26日又发表黄侃的《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8月1日晚，湖北当局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等罪名，下令逮捕詹大悲，何海鸣自动投案，《大江报》随即被封，并“永禁发行”，前后存在不到8个月。酿成了辛亥年最大的一次报案，也为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敲响了丧钟。
詹大悲在审讯过程中坦言：“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惊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当追查《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的作者时，他承担了一切责任，说：“此稿经我过目，不能问作稿之人……一切责任均归我负。”
《大江报》被封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专电，“敝报昨夕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一时舆论大哗，上海《时报》、《神州日报》、《白话日报》等都发表专论，表示强烈抗议。8月3日，于右任在《民立报》发表《江声呜咽》一文：“《大江报》之在武汉，所谓有声有色者也。乃官场既封禁其报，又严拿其主笔。噫嘻！‘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我为之哭。”6日，又发表《报馆与官吏》，表示愤慨。
9月2日，余慈舫主办的《武汉白话新报》发表《大江报被封一月之哀辞》等文，对《大江报》表示声援。汉口各团体和报界公会分别集会抗议，许多新军士兵和各界人士也纷纷前来慰问、声援，报社门口贴满了慰问的纸条和哭吊的短文。清廷本要对詹大悲、何海鸣“从重置典”，迫于舆论压力最后从轻判处罚金800元了事，因他们两人无钱可交罚款，才双双改判18个月徒刑。胡石庵有诗曰：“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
辛亥年，革命派的报纸从北到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月8日，景梅九、田桐等革命党人借清廷立宪的东风，在王朝的心脏北京创办《国风日报》，公开的宗旨为“赞助真实立宪，提供爱国精神，以世界之眼光，发精确之议论，指导政府不使政令偏颇，引诱国民勿令责任卸驰。”2月，广西继《南报》之后又有《南风报》创刊，以“运输新学术、新思想、新言论”自许，共出了8期，为免遭封禁，曾发表这样的声明：“本报内容，自问不敢主排满革命，无犯淆乱政体之条；不敢谤朝廷皇族，无犯诋毁宫廷之条。”实际上，其言论颇为大胆，直斥清廷为“乌合之政府”、“亡国之祸”的由来等。这在以前都是难以想像的。
3月29日，革命派在广州创办以“唤起民族思想”为宗旨的《人权报》。30日，陈炯明、朱执信等在广州创办《可报》，出到4月22日。春天，同盟会河南分会主办的《国是日报》在开封问世。4月，支持民主革命的《克复学报》在上海创刊。7月16日在广州创刊的《平民画刊》曾刊出《三月二十九日纪念图》、《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图》等图画。8月9日，田桐等在北京创办《国光新闻》。9月，京津同盟会在天津创办《民国报》。革命派报纸屡禁不止，越办越多，预示着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即将到来。10月8日，两广总督就打着外国人旗号的革命报刊“究应如何办理”，是否适用本国报律等问题致电民政部请示，民政部咨送外务部商议办法，外务部的答复是：“报馆既挂洋旗，则吾国报律不能适用”。当天，《申报》就刊出了这一消息。
时为《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
在殉国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至少有七人来自报界，如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林文曾任东京《民报》社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总理，还有四人是新加坡《中兴日报》和《晨报》工作人员，劳培还是新加坡《晨报》主办人。他们以拿笔的手拿起了枪和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了辛亥年的羊城暮春。中国报业史上恐怕没有比这更激荡人心的一幕。上海《神州日报》曾连日整版报道，称革命党人“在刑场面不改色……临刑竟不下跪……大有视死如归之慨”，读之令人神旺。
时为《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也曾应黄兴电召前赴香港，4月中旬，他临行之际将笔政托人暂代，仍署名“渔父”，“免人嫌疑”。自上一年冬天回国以来的一年多时间中，他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光焰逼人之文，努力鼓吹革命主义。凡所议论，一本学理，能于根本上反复详言清政府之腐败；唤起国民担负国事之责任心，尤受国内外知识阶级之欢迎。学校之内，市肆之间，争相传览”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页130……现在我们在《宋教仁集》中还能读到他当年大量炽热的政论，笔势纵横，议论豪健，无论内政外交、现实历史都在他议论的范围，充分显示了宋教仁在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国际知识等方面丰富的素养，使他很快成为清末最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之一。宋教仁以其激动人心的言论，屹立在辛亥年的中国舆论界，他与于右任等一起成就了百年言论史上的“‘竖三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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