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黎元洪以“摇惑人心”罪名查抄湖北通讯社，逮捕社长冉剑虹（也是《民立报》驻汉记者）。8月14日，《民立报》为此致电黎元洪，要求“迅予查明省释”。15日，上海日报公会也致电黎，要求立即释放。武汉报界同人推举胡石庵为代表，联合武汉各机关团体直接与黎交涉，要求立即释放。黎元洪最初拟将冉剑虹“立即正法”，在报界的抗议声中改为两年监禁。
8月8日，黎以鼓吹无政府主义、“图谋不轨”等罪名查封了汉口《大江报》，逮捕编辑、发行人3人。8月9日，汉口《民心报》因发表蔡寄鸥的《哀〈大江报〉》文，抨击黎元洪摧残舆论而被迫停刊。同一天，黎通电通缉凌大同、何海鸣等《大江报》主要负责人，要求“就地正法”。8月14日，上海《民立报》、《天铎报》及“横三民”（《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七报联名致电参议院、黎元洪，提出严正抗议，指斥黎“违背国宪，蔑视人权”。《民立报》当天发表长篇报道《〈大江报〉被封记》。9月，凌大同被捕，立即惨遭杀害，一颗血头颅，挂在南楼城门洞口示众。之后，《民心报》主办人蒋翊武、杨王鹏分别在广西、长沙被杀害，主笔毕勷武也死于非命。此外被封的还有《自由报》，黎元洪未宣布罪状即秘密处死陈姓社长。
8月30日，天津《民意报》因点名批评袁世凯，袁竟然串通法国驻天津领事，勒令其迁出租界，禁止在当地出版。北京《国光新闻》田桐等向参议院请愿要求查办。一个月后，参议院常务会议决定向袁政府发出咨文：“报章为舆论代表。言论自由，载在约法，行政机关，自应依法保护，何得任意摧残。此次《民意报》事件，如果仅以‘言论激烈’四字封禁报馆，已属不合，乃复藉托外人，禁止发行，强扶出界，尤属违法招侮。”要求“澈查究办，以专重约法而保障人民权利。”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页661。10月，袁世凯的咨文否认违反约法，不仅拒绝“澈查究办”，而且指责《民意报》“措辞乖谬”，“妨害公务”，“咎由自取”。
9月23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向北京15家报纸发出传票，以报道参议院秘密会议讨论对外借款条件一事，追究责任，“勒令交出访员”。30日，《中央新闻》等报以北京报界同人名义致函地检厅，声明泄密不是报纸的责任，拒绝交出记者。
即便在上海租界，也发生了《民权报》被控案。４月16日起，《民权报》接连发表１０篇《胆大妄为之袁世凯》。４月19、20日，23岁的戴天仇（季陶）发表《袁世凯罪状》，４月２６日起又连续发表６篇《讨袁世凯》。5月20日，他在《民权报》发表措辞更激烈的短论《杀》，直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两天后，这位信奉“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的青年坦然被捕，虽第二天就被保释，但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了公诉。案发后，唐绍仪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竟然为他说话。理由是：“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5月23日、24日，《天铎报》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以中华民国新刑律妨害秩序罪判罚30元了事，戴季陶当堂被释。
言论自由虽然载入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但并无确实的保障，从民国元年起就危机四伏，血花四溅。12月15日，袁世凯公布《戒严法》，规定戒严期间，戒严地区的军事长官，有权“停止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画告白等之认为与时机有妨害者”。说穿了，袁世凯就是以戒严的名义随意剥夺约法规定的人民权利。
［记事］
1月4日，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是民国元年最重要的报纸之一。
2月23日，天津《大公报》改元更始，改用“中华民国”年号。当天，英敛之将报务完全托人，“外出”退隐香山，黯然离开苦心经营了10年的《大公报》。
4月8日，四川都督尹昌衡以“违及报律”罪名查封成都《四川公报》（旋被揭封）、《天民报》。
5月4日，福建《民心日报》因为报道当地官吏种种不法消息，被警务司强行查封，经理、编辑人受通缉。
6月30日，开封《自由报》创刊不过半年，遭河南都督张镇芳封禁。
7月，重庆《正论日报》被当地驻军捣毁，社长向执中被拘。
8月1日，鲁迅参与的浙江绍兴《越铎日报》因批评政府“种种失常”及不法行为，“不留余地”，当地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收买不成，纵容部下兵士捣毁，17人被殴，葛星驰伤重而死。8月5日、10月21日《申报》曾几次报道。
8月上旬，福建都督孙道仁以“有意鼓煽，希图构成内乱”的罪名查封福州《群报》，杖责总编辑苏鉴亭，并押送审判厅讯办。
8月25日，福州《民言报》以“诬谤长官”等罪名被警厅总监彭寿松下令查封，告示中赫然以“权行专制手段”自居。此外，相继被封的还有《民听》、《帝民》、《民哭》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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