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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波澜_傅国涌【完结】(35)

  1915年:梁启超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紧锣密鼓,准备黄袍加身的袁世凯加紧了对舆论的控制。1月,他通令各地政府派员进驻当地邮局,检查往来邮件,发现反袁报纸、书刊,立即没收。2月,汤芗铭在湖南颁布《检查报纸条例》。春天,别号“吴虎头”的北京《国风报》主笔吴鼐、原北京《民主日报》总编辑仇亮,因反袁先后被枪杀。6月8日,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下令查禁《救国急进会宣言》、《救亡根本谈》、《纪念碑小说》、《中国白话报》、《爱国晚报》、《救亡报》、《五七报》、《公论报》等报刊小册子。7月10日,袁政府颁布修正后的《报纸条

  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例》,仅从35条减为34条,内容并无什么变化。8月23日,“筹安会”出笼,帝制热甚嚣尘上。9月8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禁止报纸刊载议论国体的文电。湖南、广东等地无不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严禁议论国体。反对帝制的报纸受到严重摧残,北京只剩下20家报纸、上海幸存5家,汉口只有2家,全国报纸销量从4200万份下降为3900万份。

  但这并不表明言论界都已屈从于袁氏的淫威。8月10日,北京《亚细亚报》发表袁世凯政治顾问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的《共和与君主论》,传达出袁世凯试图称帝的信号。十天以后(8月20日),梁启超就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明确反对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

  9月3日,《申报》在显着位置刊出《本馆启事》,“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拒绝袁世凯的收买,表明了反对帝制的立场。9月6日,仓皇离京的名记者黄远生在《申报》刊出启事,拒绝担任《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9月7日,《时报》发表评论《梁任公》,为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大声叫好。

  9月10日,“以赞助帝制运动为宗旨”的《亚细亚日报》上海版创刊当天,就收到读者勒令停刊的警告信。第二天,即遭炸弹袭击。

  10月10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华新报》“只求公理正义所在,不为金钱势力所倾”,张季鸾等执笔人无不以传达“真正民意”、“忠言报国”自期,反袁自在意中。11月3日,内务部禁止《中华新报》在租界以外“出卖散布”。10月19日,广州《觉魂报》因为批评帝制遭查封,四名编辑被传讯。处在上海租界的《时事新报》也因此被袁政府禁止邮递,从10月23日起不准销往外埠,并撤销访电执照。10月下旬,广东的龙济光下令组成检查所,对各报稿件进行预检。11月7日,袁记《着作权法》出台。这一年,还公布了中国第一部涉及无线电和广播的《电信条例》。11月12日,袁政府通令各省,严禁革命党人的报刊印刷品从海外进入内地。11月22日,何海鸣在上海《爱国报》发表社论《失态之政府》,指责袁政府为“叛国之万恶政府”。2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爱国报》日晚刊,主笔王血痕被押送会审公廨“讯办”,发行人简书等潜逃。同月,广州《通报》因为发表反对帝制的消息被封禁,主笔朱通儒遭通缉。

  遭革命党人误杀的着名记者黄远生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第二天,各御用报纸纷纷出版“红报”,自称“臣记者”的不乏其人。12月17日,上海《亚细亚日报》再度被炸,总经理刘笠佛差一点被炸死。12月21日,内务部以“言论悖谬”的罪名通令各省,查禁上海《中华新报》、《爱国报》,各地邮局“一律停止邮递”。12月25日,张季鸾等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30日即遭禁止邮递。同月,长沙《大公报》因揭露“筹安会”丑闻,几乎被关门。在警察厅长张树勋维护下才得以幸存,销路猛增到四五千份。天津《大公报》自英敛之退隐后,对袁世凯虽“有扬有抑,亦疑亦惧”,但“冷嘲热讽,无日无之”,反对21条和袁世凯称帝也是不遗余力。年底,隐居已久的英敛之致函天津一位天主教教士,严厉谴责天津《益世报》支持袁世凯称帝。

  12月27日晚,已远走美国旧金山的黄远生,被怀疑是袁世凯的吹鼓手,倒在了中华革命党人的枪口下,年仅32岁。他的死是个悲剧,也是百年言论史的一大损失。他留下的《远生遗着》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黄远生被杀与梁启超传诵一时的名文,以及《新青年》的横空出世,构成了言论编年史上的斑驳色彩。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双十节”那天,《四川群报》主编樊孔周在门口张贴了一幅这样的对联:

  庆祝在戒严期间,半是欢欣,半是恐惧;

  言论非自由时代,一面下笔,一面留神。

  长沙《大公报》12月4日发表的社论《报纸之责任与价值》中,对报纸不能履行“监督政府,改良社会”的理想深表遗憾,发出了“万能之政府,决不须报纸之监督,万恶之社会,又决非报纸之绵力所能改良”的慨叹。但在另一面,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率先举起“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开宗明义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又进一步把人权扩大为民主)。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群怀抱科学报国理想的留学青年(任鸿隽、赵元任、秉志、杨杏佛、胡明复等),也在这一年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的《科学》月刊。《科学》创刊之初即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开风气之先。一个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新时代即将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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