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后来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月，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章士钊说：“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其言论影响之大从中可见一斑。那时，邵飘萍也给《时报》、《申报》发电讯，但时上海各大报“都是持保守主义的”，“狄楚青胆小，认他是一位冒险人物；史量才竟说他要垄断上海新闻”。
《京报》创始人邵飘萍
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以发表政论性文章为主，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宣布：“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每周评论》标志着部分《新青年》同人开始将目光转向现实政治层面。深受《新青年》影响的更年轻的北大学子也已开始在酝酿出版自己的杂志：《国民》、《新潮》等。
在无数青年学子的心目中，这几乎是一个《新青年》独领风骚的年头。邵飘萍手创《京报》，则开启了一条知识分子白手起家、独立办报的道路，为文人办报树立起一个新的榜样。然而，对报纸、报人的迫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北到南，割据一方的军阀可以为争地盘、抢椅子打个你死我活，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恐惧和摧残常常是如出一辙。6月23日，广东《民主报》在刊出《财政厅之更动》新闻当天，主笔陈耿夫就以“挑拨军心”的罪名被捕，第二天凌晨遭枪杀。第二天广州各报联合自动停刊一天，抗议桂系军阀莫荣新的暴行。25日，广东报界全体在报界公会集会，抗议当局摧残舆论，妄杀无辜，作出四项决议：一、26日全部报纸停刊一天，以志哀悼；二、向国会、省议会请愿，要求伸张正义；三、此后一律不刊登有关督军署的文件；四，向中外报界发出通电。
9月23日，北京新闻交通通讯社因为一篇通讯稿《呜呼三大借款》，揭穿段祺瑞政府擅借外债的真相，触怒当局，负责人何某被拘捕。第二天，通讯社以“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的罪名被查封。
同一天，曾刊用这篇通讯稿的8家北京报纸《中华新报》、《国民公报》、《晨钟报》、《大中华日报》、《民强报》、《大中日报》、《亚陆日报》、《经世报》等被强行查封，罪名是“故意造谣，泄漏秘密”，“破坏邦交，扰乱秩序，颠覆政府”，有关编辑人遭到传讯。时为《中华新报》总编辑的张季鸾第二次入狱。12月1日《晨钟报》改名《晨报》继续出版，有些报纸从此就消失了。
10月17日，北洋政府颁布新的《报纸条例》。条例虽然承认报纸抒发民意、传播消息，是传达舆论的机关，“不可不予以自由”。但与袁世凯时代的《报纸条例》相比，只是取消了交纳保押费作为报纸发行要件的规定，禁载事项换汤不换药，无非改动了个别名词，比如将“妨害治安”改成了“妨害公安”等，而且增加了不准“侮慢元首”一项。更严重的是，“警察官署认为有重大危害时，得以警察处分，停止其发行”。这就意味着警察随时都可以依据《报纸条例》侵害新闻自由。
天津《益世报》因为着论反对军阀，曾被迫停刊40天。福州《心声报》干脆以发表宣言、宣布自动停刊的方式，控诉当局对报纸的迫害、抗议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记事］
1月30日，江西《九江日报》因报道消息失实被封闭，编辑主任罗常彬、经理万和悦遭通缉。
1月，广东军政府颁布《暂行报律条例》，禁止刊载“淆乱自主政体者”、“煽动、曲庇、赞赏、救护叛逆犯及陷人于叛逆者”等新闻。
4月28日，成都《民知日刊》在出了38期后遭地方军事当局查禁。
5月，北京《启商报》因批评总统冯国璋而遭京畿总司令部查封。成都《平报》创刊不久即因主笔被捕而停刊。
7月18日，长沙《大公报》因为刊登冯玉祥在常德宣布独立的消息，被湖南军阀罚停20天。同一天，长沙《正义报》因刊出同类消息被封，经理杜启荣被判刑3年6个月。
9月25日，广州《南越报》、《新中国报》遭查禁。
9月，长沙《湖南通俗教育报》负责人何雨农因《孔二老师发气》一文，被张敬尧撤职。
10月9日，张敬尧查封湖南《公言报》，并逮捕发行人和一名工人。
冬天，胡政之受天津《大公报》委派前往欧洲，采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成为中国第一个采访国际新闻的记者。
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
陈独秀在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真是掷地有声，令人神旺：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是一个永远让人记忆的年头，一个激动人心的年头。1月的北大校园，虽然寒气逼人，却涌动着新思潮的暖流。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师长的大力支持下，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创办了《新潮》（The Renaissance，意即“文艺复兴”）月刊，“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曾琦、段锡朋等创办了《国民》杂志，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为宗旨。《新潮》更像是《新青年》的翻版，影响在《国民》之上，对全国学生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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