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与邵飘萍在同一地点遇害，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振铎等或撰文、或编剧，向杀人者发出怒吼。老牌的《东方杂志》以大量篇幅刊出了惨案的照片。连诗人徐志摩也为《诗镌》“纪念三一八”专号写下了《梅雪争春》一诗，在《自剖》一文中，他谴责了这场“空前的血案”、“屠杀”——“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着了致命的打击……”
无论“三一八”事件的发生有多少复杂的背景，都否定不了这些知识分子面对杀戮所表达的道义立场。这一幕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林白水遗嘱
“三一八”之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垮台了。紧接着，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的铁蹄进京。废止《出版法》的墨迹未干，新闻界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恐怖。4月26日，在民初新闻史上光焰万丈的邵飘萍首先遇难，他手创的《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8月6日，另一位言论犀利、锋芒毕露的报人林白水在同一地点惨遭杀害，《社会日报》停刊，前后不过100天，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8月7日，成舍我被捕，差一点也成了张宗昌的刀下之鬼，经做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出面力救，才幸免于难，三个“世界”也得以苟全。同一天，北京《民立晚报》被封，经理成济安仓皇出走。
“水流云在”，这四个大字是《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谢世前在北京香山顶上留下的手书。离林白水在北京殉难不到一个月，血迹未干，余悸犹存，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就在天津合作复活了已停刊9个月的《大公报》。
由吴鼎昌出资5万元，张季鸾、胡政之出劳力，以“新记公司”名义续办的《大公报》，被称为“新记《大公报》”。9月1日，他们在复刊号头版显着位置，郑重发表了张季鸾执笔、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提出了前无古人的“四不”言论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大公报馆
虽然，《大公报》在1920年下半年曾提出“抱定不党之宗旨，发为至公之言论”，但这样清楚地阐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如此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
英敛之走了，辛亥一代报人、曾多次因言下狱的胡石庵也在这一年谢世，“《新青年》时代”已在多年前结束，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前夜，百年言论史上的光华夺目的“《大公报》时代”悄悄拉开了它的序幕。
这是历史的继续，也是“新记《大公报》”的创世纪。以其独立的品格、非凡的努力，《大公报》在林林总总的商业报和党派报之外，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张季鸾、胡政之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一轮跋涉，共同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记事］
1月10日，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59岁。
2月4日，中共早期的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被军阀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等罪名查封。
2月15日，伍联德在上海创办了以“普及教育，发扬文化”为宗旨的《良友》画报，这是中国第一本综合性的摄影画报，比美国《生活》杂志早了整整10年。“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其高深。”
2月21日晚，北京《大同晚报》经理龚德柏等三人及《北京晚报》经理刘仰乾被捕，《大同晚报》遭查封。
3月17日，长沙《大湖南日报》被当地军阀查封，该报通电全国报馆：“在军权统治之下，法律失其效力，自由无所保障，敝报代表民众利益而奋斗，与军阀利害绝对相反，横遭封闭，当非偶然。”呼吁湖南人民为争自由而战。
4月9日，北京《大同晚报》因报道军事消息失慎又一次遭查封，龚德柏再度被捕。
4月10日，国民党主办的北京《国民公报》被迫停刊。
6月19日，国民军办的《中美晚报》编辑范治平被捕，当晚报界同人组织营救，才于两天后获释。8月26日，该报停刊，有两人被传讯，9月2日才被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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