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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波澜_傅国涌【完结】(67)

  [记事]

  1月19日,国民党CC系背景的上海《晨报》发表王新命(署名“林总”)执笔的“星期评论”《树立政府信用——严禁官吏之投机》,公开批评孔祥熙公债投机和他的财政经济政策。蒋介石震怒,亲自下达了“晨报永远不准出版”的手令。

  1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艾思奇的《哲学讲话》,不久被禁。

  2月20日,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通令全国公私营广播电台,自即日起,每日下午8时至9时05分,必须一律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齐一宣传步骤”。

  2月,国民党中宣部查禁了《海燕》、《大众生活》、《读书生活》、《漫画和生活》等23种杂志。2月19日,国民党当局先是下令对《大众生活》禁邮。2月26日,《大众生活》在出了第16期后终于被查禁。

  3月7日,继《大众生活》之后,金仲华等又创办了《永生》周刊。6月27日遭查禁,共出17期。

  3月18日,刘尊棋等16名北平《晨报》编辑人员为抗议北平市政府的武装接管,全体提出辞职。

  4月在上海创刊的《知识》半月刊先后换用过《时代论坛》、《大时代》等刊名,一再遭到查禁,每出一期,几乎全部被邮局检扣,出至第17期后被迫停刊。

  6月15日,南京中国日日新闻社、《大华晚报》社以“泄露机密”罪遭查封,《大华晚报》社长殷再为遭秘密逮捕下狱,另有两名职员遭囚禁。

  《大公报》上海版以整版报道鲁迅去世

  7月15日,被迫离开广东的新闻记者黄士强等17人通电全国,声讨陈济棠压迫记者、摧残舆论的罪恶,呼吁广州新闻界同行重天职以存人格,不要为其利用。

  8月23日,邹韬奋再次在上海创办《生活星期刊》。11月23日,邹韬奋被捕。12月4日,国民党下令查禁了《生活星期刊》等13种刊物。《生活星期刊》一共出了28期。

  10月5日,沙千里等编辑的《生活知识》半月刊出了一年后被禁。

  10月17日,《厦门大报》因语涉日方,受日本领事的压力,被当局勒令停刊一个月。

  10月19日凌晨,鲁迅在上海租界病逝,长星陨落。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着译的作品被查禁的至少有28种。凡是研究和纪念他的作品几乎也都被查禁(至少有11种)。1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训令”,肯定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的文化贡献,对他转变为左翼作家表示惋惜,同时“绝对禁止刊载”“盲从左翼分子”的“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

  10月,福建仙游县《商报》因刊出国民大会选举舞弊的消息,编辑蔡名良被捕并遭刑讯。仙游各报为此停刊抗议。

  11月25日,李公朴主编的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遭查禁,共出了50期。

  11月29日,素来温和的《独立评论》也因第229期发表反对日本策划“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评论,被国民党北平当局责令停刊。

  11月,柳是主编的《大家看》半月刊在上海创刊,只出了3期即遭查禁。

  11月,巴金等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文季月刊》也在出了7期后遭禁。

  从11月14日起,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陕北归来,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和国内外多家报刊上发表《毛泽东采访记》等大量报道和新闻照片,突破了国民党长达9年来的新闻封锁,让国际社会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主张,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新闻界忧心如焚,157家报馆联合发出《全国报界对时局宣言》。

  12月1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不管后世的人们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是,其言论对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

  1937年:《大公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2月14日,以通讯《中国的西北角》而名动一时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在《大公报》发表了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1941年,已脱离《大公报》的范长江发表回忆文章说:“此文本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政之先生也认为此事非常重要,也当夜亲为我改稿,并坐等检查结果,检查所对此稿不敢放行,他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页984。胡政之虽然将蒋介石发怒一事告诉了范长江,但没有批评他。国民党特务机关却从此开始检查范长江的私人信件,并严密监视他的行踪。

  2月18日,《大公报》发表长篇社评《论言论自由》,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政府7月8日公布的《修正出版法》、7月28日公布的《修正出版法细则》、8月12日通过的《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案》,以及秋天制定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标准及办法》,是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各省市分会的相继设立。

  从1927年到1937年,被国民党查禁的书刊,仅载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档案的就有2058种,其中社会科学书刊1028种、文艺书刊458种。左翼作家蒋光慈一个人被查禁的作品就有27种,郭沫若被查禁的着译有25种,钱杏邨被查禁的着译也在20种以上。甚至以写多角恋爱着称的小说家张资平的许多小说,也未能幸免同样的命运(如被黎烈文在《申报·自由谈》“腰斩”的《时代与爱的歧路》等)。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夕,至少就有130种书刊被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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