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范长江（左一）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采访时与当地的郡王及其夫人合影
阴云低垂，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以裙带关系位居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在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时，向英国借款300万英镑，其夫人宋霭龄不顾国难当头，竟私用公款在上海操纵纱布市场，结果引起纱布暴涨风波。内幕被京沪各报披露后，龚德柏在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社论，严辞抨击孔家豪门。蒋介石勒令《救国日报》停刊三天。
许多不同背景的报纸都报道了“七君子”案的开庭情况及他们在狱中的生活。《大公报》和文摘刊物《月报》等还全文刊出了“七君子”的长篇辩护词，堂堂正正地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种种罪名。《新闻报》记者陆诒曾到苏州狱中采访了邹韬奋，初露头角的《妇女生活》记者子冈也曾以堂妹名义到狱中采访了史良。
面对强敌压境，中国言论界的表现真更是可歌可泣，足以感动后世。8月4日，天津沦陷以后，《大公报》发表“暂行停刊”启事，宣告停刊。《益世报》继续在租界出版，坚持主张抗日，8月18日，经理生宝堂被日寇绑架，因不屈服，终遭杀害。
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张季鸾主持创办《大公报》武汉版，他不顾病弱之躯，以如椽之笔先后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为深远。
10月5日，上海10家以社会花边新闻着名的小报联合出版《战时日报》，令人耳目一新。12月11日接到租界工部局的禁令被迫停刊。上海沦陷后，《战时日报》主编冯梦云遭日军逮捕、枪杀，以身殉国。
1937年8月3日，救国会诸领袖出狱后和马相伯老人等合影，自左至右：杜重远、沙千里、章乃器、史良、邹韬奋、沈钧儒、马相伯、王造时、李公朴
11月28日，日军强占了国民党中宣部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所。12月13日（也即南京陷落之日）向上海各报发出通知，迫令从14日晚上起，所有稿件小样必须送交审查，否则不准刊载。《大公报》、《申报》等拒绝送检，自动宣布停刊。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同时发表《不投降论》和《暂别上海读者》两篇掷地有声的社评：
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记事］
1月，交通部以设备简陋的借口勒令上海的华光、新声、同乐等8家电台停播，2月，上海私营广播电台同业公会发表抗议宣言，认为即使民营电台取缔规则中也无此明文规定。
2月26日，北平市报业公会致电南京政府和全国新闻界，呼吁当局增加纸张进口数量，缓解纸荒，并准许报社与国家银行保持经济往来，以获得必要贷款。
2月，陈子展主编的《读书》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仅出2期即遭查禁。
3月1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令上海书业公会“对于新文字任何书刊一律停售”。11日，南京国民政府通令禁售上海出版的《新认识》、《读书生活》、《文季月刊》等13种刊物，限定2日内焚毁所有存刊。16日，钱俊瑞主编的上海《现世界》半月刊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共出15期。
3月，夏征农主编的上海《新认识》半月刊遭查禁，共出6期。
4月11日，江西《商报》和《健报》记者因在新闻中涉及教育厅长，被南昌警察局关押。南昌新闻界为此向南京当局呈诉，并呼吁全国新闻界声援。
4月25日，汉口记者协会致电江西省要求保释两报记者，以爱护新闻事业。
4月中旬，车耀先在成都创办的《大声》周刊出至13期后，被国民党当局以“消息言论多不正确”为名查封。不久，改名《大生》周刊继续出版，5期后，当局又以“更名出版，言论更为荒谬”为由，再次查封。7月9日，化名《图存》，出了3期，第三次遭查禁。11月5日又复刊。
4月，胡适回国不久，复活了已停刊四个多月的《独立评论》，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18日）才停刊。从1932年创刊，《独立评论》共出版了243期，始终坚持“说平实的话”，发表“负责的言论”。
5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传讯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宣布禁售开明经销的发行过万份的《民众周报》，并罚款30元。
5月23日，《申报周刊》发表主编俞颂华采访延安的通讯《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全文1万多字，被删节成5000多字。
6月，陈子展主编、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生活学校》半月刊只出了7期即遭查禁。
“七七事变”发生后，张友鸾、张恨水主办的《南京人报》在发表中央社消息时冠以《南口剩一兵》的标题，激怒国民党当局，导致两名记者被捕。
10月29日，共产党的《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遭查封。30日，《解放》1卷21期发表时评《抗议解放周刊的查禁》。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同意共产党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11月中旬，经反复交涉先后办理了出版登记手续。12月11日《群众》周刊首先在汉口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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