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
1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连续两篇社论稿《论冬季出击胜利》、《起来，扑灭汉奸！》，都遭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押，当天《新华日报》第一次
1940年1月6日的《新华日报》“开天窗”抗议
“开天窗”抗议，只刊出“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八个字。
2月18日凌晨，数十名特务闯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印刷所，拘捕了13名工作人员。经抗议，被捕人员3月6日才获释。同月，有共产党背景的云南《战时知识》半月刊遭查封。
3月14日，成都通俗刊物《时事新刊》遭查封，记者李亚凡被公开枪杀。
3月16日晚，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后，以此借口逮捕《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领导人罗世文、经理洪希宗，封闭营业分处。当月洪希宗即遭残酷活埋。
3月18日，成都《大声》周刊主编车耀先被捕。
3月，在成都公开发行通讯稿的星芒社遭查封，全民通讯社社长周勉之被捕，至1946年4月才出狱。罗世文和车耀先一直关押到1946年8月18日同时遇害。
3月21日，国民党中宣部拟定了《电影剧本审查登记办法》、《戏剧剧本审查登记办法》及《战时剧本审查标准》。
4月18日，上海租界工部局下令有共产党背景的《职业生活》周刊限期停刊。
4月26日，广东罗定县有共产党背景的《三罗日报》遭国民党当局迫令停刊。
5月18日，上海《大美晚报晨刊》因刊载蒋介石为敌机轰炸重庆告国人书，而被工部局吊销登记证，就此停刊。
6月25日，华文《华美晚报》因《中条山上小英雄》一文被罚令停刊四星期。
7月14日，汪伪“南京政府”训令将《申报》记者阿乐满、《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等7名外国记者驱逐出境，遭到坚决抵制，他们一致表示对驱逐令置之不理。
8月6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设立新闻检查部，对租界内的中文报刊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
8月22日，汪伪“南京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南京、上海各商家、娱乐场所在《大美晚报》、《中美日报》、《大晚报》、《大英晚报》、《正言报》上刊登营业性广告，对“孤岛”的报纸进行经济封杀。
10月1日，汪伪“南京政府”通过《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在它的黑手能伸到的重要城市设立新闻检查所，遏制任何抗日的声音、不满的声音。
10月，江苏溧阳《江南日报》经理张济平被日军杀害。
12月，日军也将其控制的上海新闻检查所移交给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
1941年：王芸生揭穿“飞机洋狗”的丑闻
3月15日，胡政之未雨绸缪，远在香港沦陷之前，安排了《大公报》桂林版的出版。病中的张季鸾以“老兵”的笔名发了多次重庆专电。
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的世界性荣誉，在《本社同人的声明》社评中，张季鸾不无骄傲地说：“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自从1926年接办《大公报》，15年来，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擎起一支秃笔，从天津到上海，从汉口到重庆，从香港到桂林，辗转南北，在大时代里鼓与呼，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其言论影响之大、之远是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像的。“文人论政”四个字既是他们对《大公报》的自我定位，也是对百年中国言论史的概括。正是他们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
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如此殊荣，张季鸾有幸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迎来了这一天。9月6日，长星坠地，一代报人在重庆一病不起，他的《季鸾文存》将作为少有的几部传世经典之一长留在中国言论史上。诚如胡政之序言中所言：“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时代的历史。”
12月13日，香港即将陷落，《大公报》香港版发表《暂别读者》的社评，以“留取丹心照汗青”明志。王芸生等在重庆为滞留香港的胡政之感到担忧，当他们在机场上一次次等待，一次次失望。然而就在包括胡政之在内“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之时，12月9日，香港至重庆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在珊瑚坝机场上，“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被男装的孔小姐接走。王芸生愤怒了，12月22日，他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揭穿了“飞机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他说：
此等事例，已传遍重庆，乃一不见于监察院的弹章，二不见于舆论的抗言，直使是非模糊，正义泯灭。要知道一个国家若是正气消沉，那就是衰亡之兆。……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页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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