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孙科在向保险界发表演讲时指出，宪法的功用在于保障人民自由，“目下对言论自由，与经济管制实反其道而行，前者管制见效，而后者不堪闻问”，“经济管制不能端赖官吏，必须人民自行监督。言论自由，则贪污之风亦必自杀。”袁冬林、袁士杰编：《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页374—375。第二天，重庆《新民报》发表了浦熙修采写的新闻《孙院长昨讲演中国必须民主》，虽然其中至少了开了三处“天窗”。
6月13日，郭沫若发表文章呼吁思想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和文艺创作的自由。
《新民报》着名的“三张一赵”之“三张”，左起张慧剑、张恨水、张友鸾
从7月30日起，访问延安归来不久的《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就在《新民报》重庆版、成都版开始连载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当年11月就出版了单行本。赵超构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客观地报道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包括提出了一些不无尖锐的质疑和批评。国人争相传阅《延安一月》，《新民报》洛阳纸贵。夏衍回忆，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赞赏过《延安一月》，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也对夏衍、章汉夫、潘梓年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张林岚：《赵超构传》，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页75。毛泽东当面说赵超构“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当时还颇为自豪，感到“受之有愧”，后来才得知这是对他含蓄的批评。但毛肯定了他“在重庆这样的地方写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无论如何，赵超构这个名字将因为《延安一月》而永留在这一年的编年史当中。
《新民报》主笔、“三张一赵”之“一赵”赵超构
在9月13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极多，而且极严厉，对失职的各部长官乃至军事将领无不公开指责，毫无顾忌。更难得的是，包括《新民报》、《大公报》在内的许多报纸都登载了这类言论。所以有人说，国民党执政以来“政治公开以此次会议为始点。”国外舆论反响更是强烈，误以为中国走上了“政治公开之路”，《纽约时报》称之为“沉闷的中国之新鲜空气”。实际上这样的景象是不可靠的。仅9月25日一天，就有贵阳的《黔灵晚报》、《天下报》、《诚报》、《商情报》、《立言报》等五家民营报纸被勒令停刊。
9月，桂林沦陷前夕，桂林《大公报》被迫停刊，全体人员徒步南行，参加了湘桂大撤退的民族苦难。在桂林的岁月，徐铸成执笔的社论“真是赛过几师雄兵”，就连它的副刊也“成为真正人民的园地”。
12月4日即日寇占领独山前一天，王芸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强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反对“以空间换时间”，主张彻底革新政治，一、“凡国人皆曰可去的人尽量去之……容纳党外人参加国务及政策……”；二、“在民主统一团结抗战的大原则上宣布党派问题解决了”；三、“宣布与热诚助我的盟邦更进一步合作”。同时呼吁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12月22日的社评《晁错与马谡》，王芸生直接提出了“除权相”、“戮败将”的主张，矛头直指孔祥熙、何应钦。
这一年，浙江大学教授费巩在《大公报》、《民宪》、《宪政》、《东方杂志》等报刊发表一系列闪耀着政治智慧的政论，如《民主政治与我国固有政制》、《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王之反对党（论英国之政党政治）》、《英国议会政治》、《论政治风气之转移》等，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宪政学者的专业知识，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
［记事］
1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昆明《朝报晚刊》创办才几天即“奉令停刊”。
1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桂林《野草》、《戏剧生活》等杂志遭查封。
2月，汪伪政府以外国人不能在中国出版本国文字以外的报刊为借口，迫使中共以苏商时代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孤岛”出版的《时代》周刊停刊。
3月11日，衡阳《大刚报》因发表《贪污及其》一文，自这一天起被停刊3天。
3月，长沙、衡阳两地的报纸因为揭露湖南的暴政而遭查禁，“手令”绝妙：
战时报纸油墨应积极节约，以供军需民用，近有不肖之徒，未奉政府批准，擅以宣传为名，在长、衡各地乱办书报，乱办杂志，胡说八道，颓风败俗，其浪费物力，扰乱社会之罪，实无法恕。特令饬所属严予查禁，以挽颓风。如有上项犯法书报杂志，应随时勒令停刊，并按情节轻重，究办其主办人。
4月，成都《新民报》一则“一胎三女”的社会新闻得罪当地政府，因为拒绝“更正”，张友鸾被迫离开成都。
5月4日，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
5月16日，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鲍觉民、伍启元等在《大公报》联署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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