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
1月16日，德国人汉纳根在天津创办《直报》，曾发表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文。
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12月16日起改名为《中外纪闻》。
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
《强学报》创刊号上有一篇《开设报馆议》，列举了办报的六大好处，其中第五条说“吏畏上闻，不敢作奸，是曰除舞弊”，实际上就是强调报纸的“舆论监督”功能。4月，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87期发表着名的《新政策》一文，指出“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6月12日，刑部侍郎李端棻上书光绪帝，提出“广立报馆”的主张。
在《强学报》停刊之后，清朝设立了官书局，出版《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但只能翻译，“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但其时整个社会特别是中上层正鼓荡着一股求变之气，组织学会、开办报刊就是主要的表达方式，即便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力也很难压住。
等不了多久，8月9日，酝酿已久的《时务报》旬刊就在上海破土而出，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实干家和言论家携手开创了《时务报》最耀眼的一幕，成为一件“颇足以震动全国青年学子”的“破天荒”的大事。
《时务报》一纸风行，发行到全国十八省乃至海外，派报处多达200多个，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语，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页41。连历史悠久的《万国公报》一度也落在了它的后面。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份报刊如此打动人心，没有一个人像梁启超这样光华四射，他们给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曾对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时务报》
多年以后，包天笑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时务报》的出版，
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曾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
……《时务报》不但是议论政治、经济，对于社会风俗，亦多所讨论，主张变法从民间起……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页189—190。
梁启超一个人就在《时务报》发表了60篇文章，他自述“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页33。
年仅24岁的他以那支“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论，其中《变法通议》全文7万字，连载了21期，热情地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最强音，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等具体措施。这些“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海内耳目为之一新，舆论为之大振。《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埋头实干的汪康年在《时务报》也发表过14篇政论，提出了成熟的变革思想，当然，只论文章的影响远没有梁启超那么大。“自从这个风气一开，上海那时风起云涌，便有不少杂志出现。”不仅上海出现了《农学报》、《工商学报》、《蒙学报》等，四川、浙江也有《蜀学报》、《算学报》等，“但归结起来，总没有梁启超的《时务报》普遍而深入人心”。
《时务报》标志着百年言论史上“梁启超时代”的开始，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册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首次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认为它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这些观点在当时无疑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这年9月，李鸿章出访美国，在接受《纽约时报》等报记者提问时说：
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342。
梁启超在工作
事实并不像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李鸿章所说，报纸不讲真话并不是编辑的原因，相反，编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真话的机会。正是朝廷对言论的钳制，动辄得咎，才使中国的报纸“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随便举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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