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北平《真理晚报》发行才一个月即被勒令停刊。
9月10日，贵阳《力报》以“言论为共党张目”的罪名被封闭，发行人、总编辑均下狱。
12月25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第6条明确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948年：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之后
国民党大势已去，向来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都深表失望，司徒雷登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内外的自由分子身上。在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时代，言论界一刻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尽管他们的一切努力注定了付之流水。
1月1日，成都市报业公会、新闻记者公会发表联合宣言，谴责针对报馆的暴力行为（仅1947年成都市至少就发生了七次打砸、捣毁报馆的事件），宣布自第二天起停刊三天，表示抗议。同月，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严令各警察局封锁新闻，不许接见记者。《中央日报》、《新民报》、《南京人报》等14家报纸的29名记者联名抗议。黄珍吾被迫否认此事，敷衍了事。8月31日，南昌各报以“开天窗”、拒发本市任何消息等形式抗议市长封锁新闻。
在时代转折的前夜，3月15日，年已花甲的胡政之先生鼓其余勇，恢复了《大公报》香港版，他在复刊词中重申了《大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以及“文章报国”的初衷，“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并指出：
现在政治的不安，经济的动荡，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的斗争着，相互激荡着，最受苦的，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这些人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处的地位正复相同。
以他敏锐的目光早已看出时代的真问题。不幸报纸出版不足一个月，他就一病不起，被迫返回上海治疗。
最富有象征性的事件发生在7月8日，那天晚上，蒋介石亲自签发的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令送到了邓季惺、陈铭德夫妇手中，一份创刊近20年的民间报纸开始陨落。两天后（7月10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不幸事件”，“要求废止与宪法抵触的出版法，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7月13日，《大公报》又刊出了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万枚子等24人联署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大公报》重庆版、香港版及重庆《世界日报》等许多报纸纷纷转载了这一抗议书。
《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这是《大公报》最后的辉煌。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控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7月18日，王芸生发表文章反驳。7月19日，《中央日报》发表《王芸生的第三查》社论，甚至指控王芸生效忠“共产国际”。
1948年7月10日，储安平在《观察》发表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在南京《新民报》日、晚版被封杀之后，上海、北平、成都、重庆四地六版暂时幸存下来，7月13、14日，赵超构在上海《新民报》接连发表《新民报之厄运》、《为了法治，不需要出版法》两篇锐利的评论。7月17日，储安平在《观察》发表弥漫着浩然之气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
国民党大厦将倾，一切抗议、批评都注定了无济于事，不仅挽救不了南京《新民报》，等待着其他报刊的也是相同的命运。10月12日，就连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正言报》也因所发议论“不妥”，遭到勒令停刊的命运。当南京《新民报》被封杀之后，《正言报》曾先后发表鲁莽的《新民报停刊与新闻自由》、万枚子的《不照宪法行事，就是违宪》等文。
在这样风雨飘摇的年头，从南到北，知识分子议政的周刊纷纷创刊，又纷纷凋谢了。即使这些追求“中道而行”的周刊，也让国民党当局感到恐惧万分。一个以《观察》为代表的周刊时代稍纵即逝。
9月23日，以程博洪为发行人，施复亮、周谷城等撰稿的上海《时与文》周刊被封。
11月，南京的《世纪评论》在出至第4卷第20期后停刊。刘不同于9月18日在南京创办的《天下一家》周刊，只出了4期，也于这个月停刊。
12月24日，《观察》周刊在坚持了三年半之后终于被封杀。
12月30日，《新路》被勒令停刊。这份周刊是吴景超、钱端升、刘大中等在钱昌照的支持下，5月15日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名义在北平出版的。他们在发刊词中郑重说明：“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并提出了32条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初步主张。因为在社论中多次批评蒋介石独裁误国，《新路》创刊未久就遭到严重警告，甚至一度勒令停刊。
同月，创刊也不足一年的北平《周论》周刊黯然停刊。此前9月17日，《周论》曾发表朱光潜、毛子水、张佛泉、樊际昌等16位学者联名的《中国的出路》，表达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念和对极权主义的深刻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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