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生存的路已经断了。留在另一面的人将不能得救。佐斯莫在这时才认出靠在一个雕像底座上的两名搭救者，是他的儿子们的老师。谁都说不出话来，只使劲呼吸着，但他们的灰末面具收缩成了一种微笑。
稍后他们将继续前进，空气将慢慢地变得更能呼吸了。他们将会得救。
桥的另一头则陷入惊慌之中。现在怎么办？浮石雨不停地下。游泳过河，在这种条件下等于真正的寻死。有人想回头，有人绝望，有人折回在途中看见的农庄里寻找水和庇护。有些人提议回头并往港口那边去，那里有另一座木桥通向斯塔比亚。不过，大家都知道，在一座砖石结构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更会发生在下游。
事实上，木桥还在，尽管它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它因地震和浮石的重压而逐渐毁坏了，最终将倒塌，因为河水由于上游的桥梁坍塌而突然间“涨”了。它将被冲走，同时卷走所有那些正在过桥的人。他们当中还有珐妩丝狄拉，赌场的高利贷者，她斜挎在肩上的装满金币的包肯定拖累她慢下脚步，造成的迟缓对她将是致命的。
在与佐斯莫和生路隔开数步的河对岸的陷于困境中的人之间，还有鲁齐奥·维图佐·普拉齐多和阿丝库拉——酒吧经营者。在逃离之前，他们把进款藏在了店里的柜台中的一个陶土坛子里，在一层干的食品下面，要带走实在太重了。他们永远都不会再回来取出它们。他们将在桥附近的一座庄园里寻找庇护，被第二天早上从火山流出的火山泥石流淹没而丧生。考古学家们将挖掘到这笔小小的财富，整整1385个塞斯特尔兹奥（相当于8310欧元有余），是对当时的一家酒吧兼饭馆的“营业额”的宝贵证明。
当然，在这段路上丧生的不只有鲁齐奥·维图佐·普拉齐多和阿丝库拉。很多人躲避在自己的双轮马车的篷布下，和他们的家人一起等待一切都会过去。他们将在那里丧生……
一场无法实现的逃生
研究员们研究了公元79年那场毁灭性的喷发活动，他们确定了在庞贝的一段构成生与死这一差异的时间。
选择在喷发最初两个或三个小时内逃走的人有成功逃离的可能性。彷徨不定或决定等待维苏威乌斯停止发泄而留在城里的人则死定了。生与死之间的差别，有时竟然只是一些平平常常的细节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头脑冷静地分析问题便会发现，没有需要等待、留下或耽搁的原因的那种人确实很少。
好像合乎逻辑的是，大部分庞贝人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了去城里找自己的亲人商量对策。在那时候，那段便于逃离的“天窗”时间可能已经流逝了。同时，可见度变得极差，浮石使得行走越来越困难并妨碍看清道路。很多人认为留下等待最糟糕的情况过去可能比较明智，在他们的家庭小组中有小孩或老人的尤为如此。（再说，你们会怎么做？）
另一类犹豫了或有意选择留下来躲避在家中的人，由那些不愿和自己的财产分离的人组成。对于一个致力于攀爬社会地位的自由奴，要丢下千辛万苦累积起来的财富（金币，银餐具，工艺品，证明所有权和生意账目的蜡版，更不用提奢华的私人多慕思了），那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事。
最后，有一类人是奴隶：于他们而言，预见在喷发结束后被抓将处以非常严厉的惩罚，对这惩罚的，这种恐惧无疑是很深的。
另一个因素在庞贝人的选择中占有一定的分量：任何人都无法想象事态会如何结束，火山砾和火山灰的降落是会很快结束还是会延续很久无人知晓。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人都没想到情形会恶化到什么程度。从留下的人（波斯科雷亚莱别墅的看守）到把进款藏在店里的人，所有人都曾深信灾难迟早会结束，他们会回到自己的家中或铺子里。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说，庞贝人表现出了对未来的一种正常的和不可动摇的信心，可能也是一种被很多次地震——在此之后城市总是重新恢复了元气——磨砺出来的乐观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众多学者都认为，庞贝的大多数居民均丧生在了喷发中。谁也不知道这会是一场终结，当他们明白时已经太迟了。证实这一点的是很多在城墙外出土的骨架，表明留在城里的人的一场最后的徒劳绝望的逃命。
在恐怖的两小时后，除了逃生的困难，还有个可以脱险的实际问题：逃向何方？
谁也没向北逃。从埃尔科拉诺门或维苏威门出去意味着走向火山，也就是自杀。也许仅是谁有需要救援的亲人才通过了那两道城门中的一道。
向着东面去往诺切拉曾是“最好”的办法，起码直到萨尔诺河上的桥被摧毁为止。选择这条路的主要是东边住宅区的居民，比如那些住在阿博恩当杂路附近的人，这是说得过去的。同样的说法对于东边的另一道城门诺拉门也有效，在经过漫长的行走之后，它可使人逃离，抵达诺拉然后是卡普阿，与维苏威乌斯火山逆向的“环球旅行”。
无疑的，很多人会骑马奔逃。在挖掘中出土的马的骨架与骡子、驴子等等的骨架相比确实要少。但是，出土的那些对我们讲述着一个悲惨的故事：他们是被套在双轮马车上的，这就意味着作出的选择并不及时，因为轮子曾异常艰难地滚动在路上和乡村的厚厚一层浮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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