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才成为军人，就被安置在接近中枢的地位。人们理所当然认为这是靠姐姐的庇荫。实际上，这是只知道表象的人说的话。
那起袭击事件发生后，武帝才第一次由卫子夫口中听到有关她弟弟的事情，召来卫青垂询后，内心实在大大折服。
卫青不是个喜欢说话的人，即使说起话来也甚为木讷。这也难怪，在北方边境牧地过惯孤独生活的他，偶尔与人谈话，对象不是带着北方腔调的汉人就是匈奴人。刚开始的一段时期，他甚至不晓得在宫中该怎样用词哩！
但他的谈话内容却使武帝大大惊异。
为雪国耻、以对匈奴政策为第一优先的武帝，自认在搜集匈奴情报方面非常透彻。国境守备军队将军如聂壹者流、从事对匈奴贸易的商人以及匈奴降将降兵——他时常从这些人身上得到有关匈奴的各种不同资讯。
而卫青所说的却是武帝从未听说过的事情，那是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对事物的想法以及行动模式，在作战上甚有参考价值。
匈奴降兵只就侦讯内容回答，缺乏客观性。就这一点而言，卫青毕竟是汉人，可以用客观立场观察匈奴。
如果启用这个人为将军，使之带兵与匈奴交战，一定会有辉煌战果吧？做如此想的武帝，遂任命爱人的弟弟就军职。倘若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使爱人高兴大概会给予位阶高但无实权的地位吧？
武帝这项人事命令绝非依情而行，而是以人才为基准的判断。
除了器重卫青通晓匈奴国情和地理外，武帝期待的是，置这名年轻人于军事中枢而为军队带来崭新风气。
武帝即位时的汉军，当然维持着立国以来的旧体系。
这已是老古董，早就发霉了！年轻的武帝认为这一点非有所改革不可。
但这样的事情于窦太后在世期间绝对不能着手去做。要是胆敢如此，老太婆会大发雷霆，决不会任其为所欲为。
匈奴派遣要求更新和平条约的使者前来，是窦太后死后第二年的事情。主张丢弃屈辱性条约的主战派和主张维持条约的慎重派，为这个问题在宫廷内展开舌战。结果，由于主战论者王恢保证“能以诡计获胜”，因而决定派三十万军至马邑，这一点已如前述。
然而，这个诡计却为匈奴识破，以致计划败露，汉的三十万伏兵也成为天下人嘲笑的对象。
虽然母亲王太后从中说情，武帝还是将王恢论罪。
这个举措表面上是为败战负责，武帝的意图却在于借此翻新军队体系。
军队干部中世袭者为多。偶尔的人事变动，并没有在实质上起任何变化。换了人后，做的还是同样的事情。继父兄或派系头目地位的人，一切以承袭为旨。
朕就利用卫青，把古老军队体系连根拔起吧！武帝提拔所宠爱女人的弟弟作为有力王牌，内心颇为窃喜。
武帝废陈皇后，不啻向天下宣示自己完全取得独裁权——这是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也就是马邑之役后第三年的事情。武帝当时二十七岁，距即位之时已过十二年。
元光六年，武帝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一万骑兵之首的这个地位，约等于机动部队的师长吧。
武帝意图刷新风气，不是只针对军队而已。在行政范畴的世袭倾向，同样极为浓厚。有功人员的子弟，不必经过考试就可受到重用。这是所谓的“任子”制度。依这个制度而被起用的人，习惯上都墨守成规。武帝对这一点非常不满。他于即位初期曾经任用过赵绾、王臧等儒学系统的新人物，结果都被窦太后罢免。
“老太婆在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发挥能力的余地。”少年武帝只有等待时机到来。
窦太后死后第二年，武帝命令各郡和诸侯领国向中央推举人才。
各郡和各国都推荐一名贤良之士。一百多名各地代表来到国都后，接受天子亲自出题考试，及格者得以就重要职位。
相较于靠父兄余荫得以任命为官的“任子”，受推举参加考试后被选拔为官的人才，则称之为“举子”。
虽然广泛寻觅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制度，在文帝时代即有，但被推荐的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就枢要地位。这是因为重世袭和关系的保守势力，对起用不知来历的“举子”之事极力抗拒的缘故。
不过，保守势力的中心人物窦太后死后，从元光元年开始的人才招募中，甚至出现了跃居国政首位的重要人物。
这个人是后来成为宰相的公孙弘。
在“武”方面的卫青和在“文”方面的公孙弘，是武帝心目中的“新风气”人物。
以公孙弘代表“新风气”，或许有些格格不入。因为他的年纪相当大，被推荐时已年逾七十。
公孙弘是现今山东省菑川之地的人。曾经担任监狱看守，算来只是一名微吏。此一低微职务，他还曾因失职而被免职。
“养猪过日子吧……”失业了的公孙弘，无奈之下，准备以此作为维生之计。相较于牛或马，猪在饲养上比较简单，以剩饭喂之即可。持此想法的他，也算是个懒惰的人吧。
虽说要养猪，他却根本没有土地。菑川是海岸地区，因此，不适合于农耕的临海地域，倒有一些不归属于任何人的土地。他便决定在海岸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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