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这是当时的原则。也就是说，礼节应为士大夫阶级遵守，不需将此清规戒律强制于庶民。但从“不知礼者非人”的观点来看，这等于不承认庶民的人格，亦即庶民视同禽兽。
士大夫必须严守礼乐，但可不受刑罚，换言之，士大夫犯再大的错也可不受刑罚，但这毕竟只是原则。
依据不成文规定，朝廷使人带“祈即至廷尉（最高法院长官兼总检察长）办公室有所释嫌”的命令至士大夫家时，受命的士大夫必须当场自刎。
即使是冤枉，身为士大夫者，一旦受到嫌疑，必须不予辩白就自杀。
“报到”只是形式而已，实际上是“自杀”的命令。这时候，派去的人习惯上会带毒药去，一并交给对方。
这才是“刑不上大夫”的真相。
然而，要平息吴楚七国的叛乱，光“晁错已自杀身亡”是不够的。必须要让他们知道“晁错已被斩”，不然会欠缺说服力量。
一天，朝廷派车来接，要晁错即刻进宫。晁错认为这是天子有什么事情要召询，所以仓促换穿进宫礼服，登上派来的车子。
结果，车子没有向宫殿的方向前进，而是一路驶向东市。
“喂！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呢？你没有走错路吗？这是往东市的路呀！”晁错对着驭者说。
“是的，我就是奉命带您到东市去哩！”驭者答道。
长安城在东西两处各有偌大市场。在市场以外之地做生意是不被准许的。因此，这两个市场经常有大堆群众。
刑罚的目的在于警示众人。不分中外，往昔的处刑都于公开场面、在群众面前执行。
所以，在汉代，市场也就是刑场。
“什么！到东市！哦……”
晁错一下子就觉察到自己的命运，他这时才知道自己被陷害，但为时已晚。“袁盎日前请皇上叫人回避……原来他是在那个时候奏请皇上把我处刑的……没有料到这一点是我的失策！”
曾经格外受皇宠的晁错，遂以身着朝服的模样，被斩于东市。
造反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一旦起义后，不是喊停就可以停的。
——诛贼臣晁错，以收回被削减故地！
这封檄文已广送至各地封王手里。他们憎恨的对象晁错已为朝廷所斩。但不能因此而收兵。作战还在进行就停止战争，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
袁盎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曾经因晁错而被贬为庶民，他这样做，为的是报复，不过，斩杀晁错确实多少有了挫造反军气势的效果。
但吴楚七国之乱最后归于失败，原因不在于晁错被斩。最大的理由是作战失利。
吴王刘濞动员二十余万兵力西进时，吴国大将军田禄伯曾经献策：“只知道率领大军前进，不能算是高明之策。敬请大王授兵五万予臣，臣将以此作为机动部队，由淮南攻破长沙，再由武关攻入关中，而后与主力合流。如此一来，敌军一定会败得十分狼狈。”
“我考虑考虑。”
虽然吴王如此回答，后来召开同族会议时，太子却表示强烈反对：“造反本身已是违反秩序的行动。我们做的事情，部属也会向我们看齐。此时给予田禄伯五万兵马，倘若他造反，该怎么办？我们这一次举兵，无论如何非获胜不可，哪有余裕采用不知能否成功的奇策呢！”
吴王认为这也有道理，所以没有采用田禄伯机动袭击的构想。
吴国少将桓将军则做了如下进言：“我们吴以步兵为主力，而汉则以车骑为主力。步兵以山地战为拿手好戏，而车骑则以平地作战较为有利。因此，我军于平地之城遭遇顽强抵抗时，应即放弃攻城念头尽速西进，早日据山河复杂的洛阳之西。如此一来，用不着过函谷关，即等于平定天下。若欲逐一攻克平地之城再进军，在汉军车骑涌至之下，我军一定会在梁楚平原陷于苦战的。”
吴王就这项进言，问了老将们的意见。
——此乃少年推锋之计。
正统派将军们据此否定了桓将军的献策。
对敌军攻过来的锋头，由正面迎战——这是暴虎冯河式战法。不先攻克顽强抵抗之城，结果一定会遭敌军追击。老将们都认为年轻人的思虑有欠周全，不值得采用。
战争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打，老将们想使用的是传统的战法。
虽然不用奇策，但造反军也未免太过于无策。
当时，洛阳附近有一个叫剧孟的侠客，具有极大势力。由吴、楚西进时，倘若能够笼络剧孟，获其协助，一定会使西进军队如虎添翼。而吴、楚军师中，却没有人想到这一点。
奉命讨伐吴、楚等七国造反军的是周勃的儿子周亚夫。
讨灭吕氏时，他的父亲曾经以太尉身份大受注目，而这次镇压空前庞大造反军则由儿子以太尉身份出征。父子两代分别挑起如此大任，堪称一门光荣。
周亚夫急遽赶往洛阳，会晤剧孟后，吁了一口气。
“吴、楚那班鼠辈胆敢造反而不曾想到对剧孟有所笼络。哈！他们的作战头脑由此可见！”周亚夫心情愉快地说。
造反军只知道逐一克城这个古老战法，此外丝毫没有新招。这样的战法怎么能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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