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的青云直上靠的是自己的忠诚与智谋，用宋太宗的话来就是“临事明敏”。在朝廷之上，寇准也常常会说一些逆耳忠言，太宗听不进去，生气地离开了龙座，转要回内宫。寇准却扯住太宗的衣角，劝他重新落座，听他把话讲完。事后，宋太宗十分赞赏寇准，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寇准被钦誉为魏征，可见他在宋太宗智囊团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其实宋真宗并不喜欢寇准，《宋史》中记载说：“帝久欲相准，患其刚直难独任。”意思就是说，觉得这个人太过刚正不阿，而且脾气也比较执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霸气外露”。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他也顾不了这些，很快就认命寇准为宰相，而毕士安则与寇准一同为相。
大宋王朝这边刚刚任命新的宰相，辽国那边也有了新的举动。辽圣宗和萧太后率20万大军再次越过辽宋边境大举南下，可是辽军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宋河北诸城都奉命全力守城，辽军连攻数城，皆未能得手，只能绕道攻打瀛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河间。
尽管这次的进攻有了波折，可是那萧太后没有半点去意，并且亲自擂战鼓，指挥攻城。他们知道城池一般都是战事的重要区域，易守难攻，想要攻克城池绝非易事，倒不如去转战他处。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突然开了窍，在此之后辽军采取了穿插迂回的战略，直趋东京，威逼宋廷。
这个变化让宋朝措手不及，早在10多天之前，宋真宗就已经接到了“辽军来犯、太后亲征”的报告。宋真宗一看，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的，还叫嚣着：“区区一个辽国的太后御驾亲征有何稀奇，朕也要御驾亲征，和那辽狗一争高下。”
暂且不管宋真宗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出于真心，还是气得口不择言，但是他的这句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寇准放在心上了。
转过天来上朝的时候，宋真宗非常严肃地询问两位宰相，也就是寇准和毕士安：“依两位臣子看来，朕御驾亲征，胜算有多大？”
毕士安一听，连忙上前行礼说道：“皇上，这恐怕不妥！您乃是一国之躯，战场上刀剑无眼，万一……”
“那辽国太后都能御驾亲征，难不成朕还不如一个女人？”
毕士安一看皇上是这样一个态度，心里就明白了，其实皇帝早就打好了主意，这根本就不是在询问自己的意愿，而是想让自己说出皇上想听的话。权衡再三，他开口说：“皇上，微臣知道，皇上有一颗仁爱之心，希望能够借着自己真命天子的光芒，庇佑那些前线的士兵。可是前线危险、变数又多，就算是您要御驾亲征，也不用非得去最前线，到了澶州就好了。但是澶州小郡，御驾和大军不适宜长时间驻守当地，也以晚去为宜。”
宋真宗一听，微微点了点头说：“爱卿所言极是。”
就在这时候，寇准站了出来，说道：“微臣有话要说，既然皇帝您有御驾亲征的想法，那是大宋之福、百姓之福、士兵之福，想那前线的官兵们看到皇帝您的龙颜，那一定是精神百倍。既然都已经决定要御驾亲征了，不如就干脆到前线去，鼓舞军队士气！”
宋真宗一听，也觉得言之有理，可是毕竟自己的性命重要啊，他还是偏向于毕士安的说法。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辽军已经杀到了东京城外。这个消息传来，不仅吓到了宋真宗，同样也吓到了宋朝的诸多官员。
古往今来，若是被敌军逼到了城外，皇帝往往都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丢卒保车，比如清朝末年的皇帝；另一种则是坚守到底，比如明朝末年的皇帝。面对这样的困境，宋真宗还没有表态，朝廷中的几位大臣就已经坐不住了。
当时的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建议真宗逃往升州，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建议真宗避难成都。好像宋朝所有时代的大臣都只会建议皇帝临阵脱逃，而不去真正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
宋真宗这才感觉自己是如此的孤立无援，身边的人几乎都在劝他逃走，让他做宋朝第一个弃城逃跑的皇帝，可是又有谁能够知道他的心思呢？就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寇准，那个曾经坚决让他御驾亲征的宰相，于是他找来寇准，非常认真地询问他的意见。寇准看宋真宗也是玩真的了，于是说道：“将献此二策之人斩首祭旗，然后北伐。倘若采用此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将大举深入，天下岂能保有？”
此时的宋真宗也觉得一旦军事重镇大名府失守，整个河朔地区都将不保，于是就想派一位重臣去镇守。寇准趁机推荐了王钦若，在真宗召见的时候，寇准没等其他人开口就抢先说道：“现在不是臣子辞难之时，参政（王钦若）当体此意！”王钦若实在无法再推辞了，只能前往赴任判大名府兼都部署之职。
告急的边报继续不断传到京城，寇准故意先压下一些，等到一定数量了就一次性地交给真宗。这给真宗的感觉就是告急文书非常的多，马上征询宰执们的意见。寇准当时就表示只能御驾亲征，这次毕士安也不再反对，而是投了重要的赞成票。
1004年十二月，宋真宗御驾亲征，还没到澶州，北宋御营里又开始流传南幸金陵的谣言，听得宋真宗是忧心忡忡，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御驾亲征是倒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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