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回答：“择术为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一个国家在治理的时候，总得有一套拿得出手的、和这个国家国情相匹配的管理制度，这才是立国的根本。在当时，宋朝的治理主要突出两个字“礼制”，这种治国之道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社会，才会造成如此尖锐的矛盾。
宋神宗略有所思地点点头，突然想到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皇帝，就问：“那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之道如何？你看他可是个鼎鼎大名的明主，是千古一帝，是……”
还没等宋神宗发表完自己对李世民的崇敬之情，王安石就摇了摇头：“李世民只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隋炀帝是暴君，百姓本来对他积怨已久，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看似明主的李世民，再加上李世民之后的皇帝都是昏庸、无能之辈，方才显现出李世民的能力。其实放在诸位明主中间，他并不是最具备治国本领的人！”
宋神宗听了一愣，想想看，估计在他之前，还没有什么人来抨击一个公认的明主吧：“爱卿何以如此说呢？”
“皇上，依臣所言，好的治国之道，不能太复杂，处理事务的时候麻烦，也不能太深奥，平常老百姓也要能明白，这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
宋神宗听了，似乎觉得有些道理，话题一转，他问道：“那依你所见，本国本朝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皇帝，能够给朕当个蓝本呢？”
王安石低头不语，做沉思状，片刻之后，他抬起头很坚定地说：“这个话题有点大了，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明白的。给我两天时间，我去写个论文先。”
果不其然，两天之后，王安石写了一篇《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篇论文一经呈上就引起宋神宗非常强烈的共鸣，恨不得泪流满面高声宣布，知我者，王安石也！究竟这篇文章有什么玄机，能让宋神宗这样拍手叫好呢？这宋朝的前几位皇帝，可都是宋神宗的列祖列宗，王安石当然也不会说太严重的话，里面写得最为出彩的，当属过世没几年的宋仁宗。王安石原话是这样形容的——“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这话一点都不假，宋仁宗的确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皇帝，据说他过世的时候用的铺盖都是旧的，生前也没有太多铺张浪费之举，一个皇帝做到这分儿上，实属不易，当然给予表扬。
紧接着他又说宋仁宗比较善良，看不得别人疾苦，这也是宋朝在和外敌交战时候的一个弊病。因为宋仁宗总是见好就收，这成为了大宋江山的一个软肋。如若一击必中，或许就没有了现在的外忧内患。夸够了宋仁宗之后，王安石果断地把矛头直指宋仁宗身边的人。他说，仁宗皇帝身边没有一个能够真正信任并委以重任的官员，大家都各自为营，就连朝廷命官的选用上都没有丝毫的公正可言。不过最让王安石忧心的，还属国家经济这一命脉。宋仁宗并不是个善于理财的皇帝，他手里的银子多半都是省出来的，而非赚出来，所以“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
在文章的结尾处，王安石还不忘刺激一下宋神宗，说宋朝百年没有遭遇到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并非是大宋江山无懈可击，而是因为没有太糟糕的事情发生，这才能够保持一个表面上的平和。言外之意，如果真的有了重大事情发生，比如天灾、人祸这样不可避免的意外时，大宋江山就真的岌岌可危了！
就是这样一篇论文，让宋神宗下定了决心——变法！一定要变法！
王安石终于等到了他人生的春天！
3．用人不当
王安石变法，他的种种思想都得到历史的证实，他的很多举措都非常先进，由他所创的“青苗法”简直就是农业版的银行利息贷款，他的科举改革也是为了术业有专攻，可为何这样先进的变法措施在皇帝的支持之下仍旧会失败呢？或许王安石到死都没有想明白，他究竟错在了哪里。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说说王安石的为人和他的性格，真的如同那句广告词一样——“知识改变命运，性格决定人生”，这句话用在王安石身上并不过分。从“唐介之死”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不难看出，王安石在朝廷之中的人缘混得不怎么样，而反对他变法的人却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司马光，到后来的苏轼，再到后来连死都给王安石惹上麻烦的唐介……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同样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他为人非常正派，即便是反对变法，也并非出自私心，只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罢了。就连王安石自己都曾经说过：“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由于宋神宗的信任和支持，整个变法都是在王安石一个人的控制之下进行着。可是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团队合作，也不能真的做到周全，有时候他的变法策略过于超前，可实际上并不符合宋朝的国情和民情，他却一意孤行。
或许是因为惺惺相惜，司马光曾经3次给王安石写信，信的内容无非就是和他交流一下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上会遇到哪些问题，让王安石及时调整一下。王安石看到这几封信之后，勃然大怒，甚至一字一句地反驳。对于一个身居高职的朝廷命官来讲，这样的做法是否太刚愎自用、偏激敏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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