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军旷日持久，师劳兵乏，时值盛暑水土不服，疫疾蔓延。宋军以逸待劳，不时夜袭敌营。南宋政府听说蒙军入川，即派吕文德出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负责川蜀抗蒙大局。五月，吕文德率战船千艘驰援合州，遭到蒙将史天泽的邀击，只得返回重庆。
六月，蒙将汪德臣单骑到钓鱼城下招降，城上发飞石将其击死，蒙军士气越发低落。相反，王坚则命守城宋军向城下蒙军投掷鲜鱼面饼，并致书说：“你们北兵可烹鱼食饼，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
蒙哥见钓鱼城固若金汤，久攻不下，只得撤军，命主力转攻重庆，自己则死在退兵途中的温汤峡。
关于蒙哥的死因，史学界有很多种说法。一说病死，所染即为痢疾；一说中飞石或飞矢而死；一说因炮风所震，得疾而死。一般认为，蒙哥临死遗言：“若克此城，当尽屠之。”为了发泄攻城失利的愤懑，蒙军在护丧所经途中，杀无辜平民2万余人。
蒙哥一死，各路蒙军先后北撤，南宋政权转危为安。其后10余年间，宋蒙战争未发生过重大战役，这是因为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专注于解决内部纷争与推进封建化进程。封建化进程弱化了蒙军的原始野蛮性，也相应减轻了宋元替代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
4．襄阳城破
蒙哥抵达钓鱼城的那年秋天，得知南攻荆襄的塔察儿出师不利，就命忽必烈代领其军，渡江攻打鄂州。理宗急命贾似道从峡州驰援，并在军中拜他为右相兼枢密使，全权指挥四川、京湖、两淮前线的所有宋军。
贾似道就是著名的“蟋蟀宰相”，整天只知道贪图享乐，没有任何真才实学。这时候他赶到汉阳驻营，与鄂州守将张胜里外声援，后来又亲入鄂州督战。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也从重庆来援，突破围城的蒙军，夜入鄂州，壮大了守城的力量。
尽管宋军的伤亡非常严重，但在兵力上仍然占据着上风，吕文德、高达等将领也沉着善战，这才使得蒙军在鄂州城下一再受挫。
不过武将们胸有成竹没有用，这个宰相贾似道却慌了手脚。为什么呢？一个文人，在战争中看到死伤无数，总会感到害怕，而这时候报上来的死伤人数竟然高达1．3万人，贾似道害怕了，于是就派遣密使宋京到忽必烈大营，以“称臣纳币”等条件私自与蒙军议和。忽必烈丝毫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他看到的是统一的江山和大把的银子，谁还在乎那区区的“称臣纳币”呢？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冬天，我们都知道南方的冬天虽然气温不算太低，但是湿度非常大，这让久居北方的蒙军感到不适应，很快，他们就染上了疾病。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长期在外征战的蒙军的粮草也逐渐呈匮乏之势。基于以上几点，蒙军骑兵的战斗力锐减，这对于南宋来说绝对是好事，对于忽必烈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妙啊。
不仅如此，在蒙古内部也传来了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后方窥视着皇位，伺机篡位。忽必烈一听这个消息，真的坐不住了。就连他身边的大臣郝经等都以为灭宋战争绝非短时间所能奏功，而汗位之争事关大局，刻不容缓，建议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
忽必烈在临行之前，还不忘通知由大理入广西辗转打到潭州的兀良合台，解除潭州之围，渡江北撤。当兀良合台军从新生矶渡过长江浮桥的时，贾似道听从副将刘整的建议，命部将夏贵截断浮桥，俘杀了殿尾的百余名蒙军。然后，他向朝廷谎报说取得了鄂州大捷，却把私自求和隐瞒了起来。
宋理宗大喜过望，以为贾似道再生百姓、重造宋室，功勋不在赵普、文彦博之下，命他立即入京以右丞相主持朝政。唉，天真的皇帝，奸诈的宰相，这样的戏码在宋朝持续不断地上演，不知要祸害多少百姓啊。
鄂州和议只不过双方有此意向，而南宋方面有妥协让步的姿态，既未订立书面条款，甚至也没有达成明确的口头协议。景定元年，也就是1260年，忽必烈终于在蒙古继承了汗位，但他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还没有结束。因为蒙古自身的内部不和，忽必烈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并不适合和宋朝发生战争，“攘外必先安内”嘛。于是他派出自己的心腹郝经为国信使，与宋商谈和议。
然而，郝经到达边境，却迟迟不见南宋朝廷同意入境的答复，他很是奇怪。尽管蒙古并没有在南宋的领土上得到多大的好处，可是以现如今南宋的军事实力，想要和蒙古骑兵一较高下，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可是究竟是什么，耽误了南宋的回复呢？
原来，入主朝政的贾似道既为了隐瞒鄂州求和的真相，也过高估计了南宋的实力，以拒绝议和的强硬姿态准备把郝经挡在国门之外。宋理宗原就知道郝经此行的主要使命是议和，表示“北朝使来，事体当议”，准备接见来使的。但在贾似道的鼓动下，他也下诏表示“誓不与北和”，不再接待郝经。
郝经不辱使命，以为双方战争近30年，生灵涂炭，应该坐下来协商议和，便不顾个人安危，率随从人员渡过淮河到达扬州。贾似道指示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将其拘留在真州忠勇军营。郝经继续致函宋理宗与贾似道，说服他们同意议和。贾似道既不接见郝经，又不放其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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