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封建帝国，唐朝很重视农业，同时，对于手工业、商业等历来为统治者所忽视的领域，也非常重视。唐朝人经商成风，对于各种技术创造也非常渴望。他们是真正地在享受这个时代的一切。
他们并不吝于学习别人的长处，也不在乎将自己所擅长的一切都展示给外国人，更不担心这一切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因为他们很自信，他们可以接纳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留学生与遣唐使，给他们官做，告诉这些人真正的盛世应该是什么模样。
这一切也确实得到了回报，哪怕是在唐帝国已经灰飞烟灭了1000多年的现在，我们依然被称为“唐人”。我想，这是一个让我们所有人都心怀希望与向往的称呼。
第二节男女平等，女子为帝
唐朝女子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不像后世，对于女子诸多限制。甚至于直到今天，虽然我们大力提倡男女平等，但从心态上来讲，却也未必超出了唐朝人。
在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婚姻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的。但是唐代女性在婚姻自主上却拥有法律上的保障。《唐律疏议·户婚》说：
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
这个规定隐隐露出婚姻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自主择婚的端倪，这在封建社会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突破。
唐代上层女性较之下层女性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受封建礼法的影响较大，一般讲究门当户对，但其中也不乏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夫君的情况。唐代下层女性由于所受教育条件限制，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较小。所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自主择偶的现象比较普遍。《太平广记》里记载：
崔稻，旅游徐州。一日，宿于馆舍，有女子入见，曰：“家贫欲求良匹，无从自达，知君子素宿于是馆，故欲托身。”崔稻见其诚意，遂与女结为夫妻。
唐传奇中也有不少塑造了大胆追求自主婚姻的女性形象，如《莺莺传》《刘毅传》和《离魂记》。
在婚姻的解除方面，《唐律疏议·户婚》“若夫妻不相安协合而离者，不坐”，赋予了双方离婚的权利。如果夫妻生活不和谐，感情破裂，允许离婚，这并不会受到社会的责难和批评。这体现了唐人对待婚姻开明而又理性的态度。
虽然封建社会离婚大多是由男方提出，但在唐代女方提出的“弃夫”事件却也相当可观。《太平广记》中记载：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的妻子，因“情志不合，去之”。还有许多因丈夫犯罪或家贫而离婚的现象。
唐太宗颁布了《劝勉民间嫁娶诏》，为女性在婚姻中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提供了法律保障。规定如果是男方专权的离婚，除必须归还女方嫁妆外，还需付给女方一定的钱财，作为赡养费。
此外，唐朝法律对妇女改嫁与再嫁是不加限制的。经过长年的战乱，唐朝初年，人口锐减，劳动力缺乏。唐朝统治者一度提倡寡妇再嫁。由于民族大融合，深受胡文化的影响，女子贞操观念比较淡薄，妇女改嫁和再嫁的现象非常普遍。
《新唐书·诸帝公主》中记载，宫中公主再嫁、三嫁者颇多。比如，太平公主先嫁薛绍，再嫁武攸暨。不仅如此，当时就连一向讲究礼法的山东士族，也没把再嫁妇女视为羞耻之事。这些都能说明当时女性自主追求幸福的可能和勇气。
在唐代开明的社会环境下，男女之间的交往往往不会束缚于礼法，自由开放。女子外出游玩或在公开场合出现，无须像从前那样“拥弊其面”。中宗朝，上官婉儿以及后宫“多立外第，出入无节”，而朝士往往“从之游，以求进达”。
不仅宫廷妇女如此，社会上层妇女也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唐代官场上缙绅夫人自行举办社交活动，如天宝年间，章仇兼琼出任剑南四川节度使，其夫人在成都举办宴会，招待属官之妻。这种夫人之间的交际与现代相似，有协助丈夫处理公务与协调的作用。
由于受胡风的影响，民间庶妇更是不避讳和男子交往。《太平广记》中记载：唐人李汾，在越州四明山下的一处山舍中闲居。中秋夜弹琴自乐。有一女子自称“山下张姓女”，闻琴声特地来拜访，曰：“私面君子，幸无责也。”李汾开门延纳。其间，女子“言笑谈谑”，无所顾忌。
唐代女性日常休闲活动最普遍的是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其中有集体活动与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运动项目，如荡秋千、蹴鞠、打马球等。中唐诗人王建的《秋千词》就描写了青年男女比赛荡秋千的景象。王建的《宫词》描写了宫女在寒食节里蹴鞠的情景：
宿妆残粉未明天，总立昭阳花树边。
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
此外，唐代女性还喜爱骑马、游猎、射箭等。
唐代还十分注重节日的活动，出游野宴也是唐代女性休闲活动之一。正月十五上元节，人们放灯祈福。“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佚者”，描写的就是妇女们观看放灯的场景。三月三日上巳节和五月五日端午节有竞渡之戏，女子会走出闺门前来观赏。如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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