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农业相对应的，自然就是商业，中国封建社会之中，商人的地位相对较低，很多朝代都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明朝初期，同样如此。朱元璋原本毕竟只是一个农民，他知道农民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商人的利益，他并没有作出太多的考虑。而且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商人的地位也比较低，甚至有很多人不屑去做生意，认为这样会被人看不起。但是在明朝，商业却依旧蓬勃地发展着。尤其是在中后期，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自古以来，江南地区，都是富饶之地，最显著的就是手工业的发展。江南产丝、产茶，无论是在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这都是重头戏。
丝绸带动了纺织业，根据史料记载，江南最先出现了手工纺织作坊。
什么叫做作坊呢？说白了，有点类似现如今的小型加工场，有的人最先完成了资本累积，成为纺织业的中间人，他们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再将物品拿到外面去进行交易，工资以一日为单位计算。
在万历二十九年，巡抚应天右都御史曹时在给万历皇帝写奏折的时候这样说：“吴民生齿最烦，……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浮食其民，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这简单的几句话就勾勒出一幅江南纺织作坊的繁忙景象，一个染坊，多则几千人，都在为雇主工作，这就是早期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啊！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有一批地主乡绅也逐渐投身到工商业之中，更是逐渐形成了以地域划分的商帮。与那些小商小贩们不同的是，这些商帮的代表人物都是当地举重若轻的人物，并且和当地政府官员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最有名气和影响力的便是徽商。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也叫做“徽帮”，这个帮派是在弘治年间形成的，在明清两朝，甚至有“无徽不成商”的说法，可见这个商会在明清时期的影响力。
在同一时期的英国，商人、手工业场主能够拥有几万英镑，就已经算是商业巨头了，估计其意义不亚于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万元户”，可是在明朝民间的商人眼中，几万两银子，那都是小意思，人家一出手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两白银的生意，而且这样数额的交易已经是非常寻常的。再比如郑芝龙的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白银，英国和明朝相比，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一个国家的经济，并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海上贸易同样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史中，海上贸易曾经非常繁荣过，比如唐朝、宋朝能够那么有钱，就是得力于海上贸易，明朝同样如此。
“郑和下西洋”不仅成为了大明王朝和其他国家、地区相互联系的纽带，甚至也成为了打开海上贸易的钥匙，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更是繁盛。在当时，和明朝常常进行海上贸易的地区非常广，比如东亚的日本、琉球和朝鲜等国家；东南亚地区以及欧洲各国，主要是出口瓷器、丝绸、药材、棉花、蔗糖等等。
日本，早在唐宋时期就常常从中国进口物品，尤其是日本贵族，他们对丝绸和胭脂已经喜爱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在贵族之中，使用中国的物品也成为了标榜自己身份的一种象征。根据史书所记载：“大抵日本所须，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
当然啦，既然是商业贸易，就不会像是“郑和下西洋”那样摆出一副“散财童子”的架势，那明朝可以从中获得多少利润呢？我们以生丝为例，当时明朝的生产价格为每担60 两左右，可是到了日本就能够把价格抬到 600 两左右，毛利润达到十倍左右。
生丝，也就是织布最基础的原材料，但当时并不仅仅只有中国在出口生丝，西班牙、墨西哥都自主生产生丝，也对外进行商业贸易，但是有了中国生丝的冲击，导致墨西哥原先自主生产生丝的农户都放弃了这个营生，另谋生路去了。据说墨西哥总督曾经呼吁过禁止本国对中国生丝的进口，以保存自己的纺织业实力，然而这样的呼吁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之中。
对于西班牙的影响则更大，原先西班牙的生丝市场主要就是美洲，但是中国开展了海上贸易之后，生丝通过墨西哥到达了秘鲁、巴拿马等地，不仅质量要比西班牙的好，就连价格也仅仅是它的三分之一，很快就将西班牙的生丝比了下去。
大明王朝的海上贸易比较稳定的是官方认可的朝贡，由于有时而颁布、时而撤销的“禁海令”，明朝私人的海上贸易不是很稳定，但到了明朝中后期，所谓的“禁海令”就成了一纸空文，即便是沿海地区的官员，对于私人海运，也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隆庆元年（1567 年）明朝正式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海外贸易，正式向海澄县的海防同知纳税，使之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贸易，曾经偷偷摸摸做着海上贸易的那些人，也正大光明地做起了生意，甚至建立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郑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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