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当初选择南京作为国都，即便是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依旧是处于后备状态的建设，丝毫没有松懈下来，无论是繁华程度还是坚固程度，都和北京不相上下。如果崇祯皇帝选择逃跑——尽管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可是历史上并非没有。比如宋朝，“靖康之耻”之后，康王赵构带领亲信大臣们向南逃跑，并且迅速建立了南宋政权。如果崇祯皇帝也在这个时候逃跑，依靠着南方富足的经济条件，很难说是否也能够重整河山待后生。
可是崇祯皇帝非常坚定地否决了，此时的崇祯皇帝一点都不像一个皇帝，丝毫没有政治远见，更像是一个穷酸落魄的书生，只会抱着所谓的尊严。
大臣们一看崇祯皇帝拒绝了，也明白他一定是因为祖训的缘故，于是就选择退而求其次——皇上，你不跑，那就让太子跑吧！
其实这句话一说已经很明白了，就算是死，你也得给大明王朝留个种啊！但是崇祯皇帝依旧拒绝。
现如今的我们非常不理解崇祯皇帝当时的心思，甚至历史同样也不理解。
公元1644 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在山上，明朝宗室及遗留大臣多辗转向南走，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南京。有时候，历史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想当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的政权，在几百年之后，他的后裔们又回到了这片土地上，进行最后垂死挣扎。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地理分布图：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大顺”，之后向北京进兵，三月十九日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尽，明朝宗室及遗留大臣多辗转向南走。此时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大体据有淮河以北原明朝故地，张献忠于八月成立的“大西”政权则据四川一带，清朝政权则据有山海关外的现今东北地区，且控制蒙古诸部落，而明朝的残余势力（简称南明）则据有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就如同三国鼎立时期一样，且看最后分晓。
尽管南明已经没有了大明王朝的领土，但是仍旧算是一个小国，既然是国，那就不能没有君主，可是摆在这些南明大臣们面前的，却是一个难题，一个大大的难题——立谁为王？
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城，按照祖制，只能拥立藩王，此时属于明神宗直系子孙的一共有四个人——福王、惠王、瑞王和桂王，然而后面三位藩王并不在南京，而是处于比较偏远的西南地区，剩下的人选只有福王朱由菘和旁系的侄子路王朱常芳。
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实福王绝对不是一个做皇帝的好人选，他这个人比较昏庸，而且耳根子软，可在阮大铖、马士英心中，只有这样的人选才是最好控制的。尽管在明朝，宦官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只有他们两个人是不够的，这可怎么办呢？他们两个找来了一些颇具实力的帮手，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人，在南明之中，算是比较有话语权的大臣，由他们出面，来拥立福王。
就在他们以为福王能够掌握大权的时候，兵部侍郎史可法站出来，他铿锵有力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理由，说福王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句话的杀伤力太大了，简直就是把福王形容成一个只会误国误民的昏君。
不过史可法的这句评价一点错都没有，只是他说了却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由于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福王继位后，组成了东林党和阉党混合的内阁，阉党因为拥戴有功，掌握朝廷权力，竭力排挤、打击东林党人，史可法受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高弘图被迫辞职。阮大铖入朝后，任兵部尚书，借“顺案”之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史可法曾上书要求给士兵加饷，然而马士英却将奏折扣下，将史可法的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来。当时众将怂恿史可法反南京，以“清君侧”为名，将马士英杀掉，但史可法以大局着想，没有同意。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
皇帝如此，大臣们也不逊色。将领们一样只知道吃喝玩乐，对目前的现状毫无了解。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唯高杰的士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清兵的“扬州十日”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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