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即治国者应“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提倡无差别之爱，作为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的“仁”的改造，也是《墨子》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要求人们平等互爱，也互相援助，突出了互利互助的精神。他还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一同天下之义”，即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这就是“尚同”。同时，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应唯贤是用。“尚贤尚同”是《墨子》一书的基本政治纲领，显然，墨家的这种主张相对于当时的宗法制是超前的。
其他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非攻，即否定非正义之战（攻），肯定正义战争（诛），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节用，即节约财物；节葬，即反对奢侈的丧葬；非乐，即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颓废淫荡的靡靡之音，也是对儒家重“礼”“乐”的反对和批判。天志，即掌握自然规律；明鬼，墨子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这在东汉哲学家王充写《论衡》一书时，遭到了王充的狠狠批判——认为是墨子为了巩固自己学说，而提出这种落后的宗教观。非命，墨家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
体现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事迹中，最著名也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止楚攻宋”的故事。
战国初年，楚惠王意图攻宋，墨子求见楚惠王，陈述利害关系，还当着楚惠王的面和公输班用皮带当做城墙，用小木板当做攻城器械，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来了一场精彩的攻防“论战”，最终阻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其间墨子的口才固然了得，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的防御器械以及让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守住了宋城策略。当时的楚国是一个国力强盛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军事计划竟然被墨家这个学派的力量所改变，可见墨家在当时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和影响力。
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越王邀请墨子做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
对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墨子有较深的研究，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判断事物的是非，需要论证有据，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说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当时有一个著名论题——白马非马，提出这个命题的是名家的公孙龙。所谓“白马非马”，即“马”是“马”，“白马”是“白马”，“白马”与“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轰动一时，折服了当时许多名辩智士。然而，真正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制胜的是墨子。
墨子以排山倒海之势列举了四种推论：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且读书，非读也。好读书，好书也。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
第一种属于“是而然者”，即由“白马是马”推出“乘白马是乘马”。第二种属于“是而不然”，即由“车，木也”不能推出“乘车是乘木”。第三种属于“不然而然”，即由“好读书”推出“好书”。第四种属于“一是而一非”，即由“桃之实”推出“桃”正确，由“棘之实”推出“棘”却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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