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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不是先秦_陈骁黎【完结】(27)

  当先秦的老庄二子总摄整理了道家思想的纲领之后,道家形而上思想的深度立刻影响了儒家与法家的形而上思想,儒家《易传》之作与韩非子《解老》之作都是在其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说。道家哲学要到汉初黄老之治的实施后才正式被试验着,因为在迭经春秋、战国、灭秦、楚汉之争之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争强斗争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道家原理的政治哲学观点遂被重视。等到西汉强盛,君王开始好大喜功,争战的岁月再度启幕,时代的风气再度转变,然后也再度败坏,等到魏晋清谈之风起,道家哲学又开始了它的生命力,何晏、王弼首开其风,王弼更以简洁有力的注经之作,从理论上深入道家之学并予以阐述,而向秀、郭象则发展庄学的注释工作。魏晋之后,道家思想并未有鲜明的创造传统之再现,但是道家思想的理路却转为道教、易学与儒学理论的开创所借用的重要启示,尤其是源自庄子的气化宇宙观,更被广泛且深度地再开发着。而同一时期的佛学传播,亦曾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以道家“无”的智慧原理来表达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

  道家的“守柔”“无为”“不争”哲学,千百年来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人生态度、谋略思想、军事思想、美学思想乃至生态意识等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中国人在谋略方面受老子智慧的滋润、影响最广泛、最深远。尤其也对中国政治活动提供了活络的空间,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因太强的儒家本位的政治理想而执著于官场的追逐与性命的投入,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

  搁在现在,我们不妨举例来说明。

  一个人站在地上,他的目标是“同时”抬起两只脚。但他首先抬起了左脚,这样,就只用右脚站立了。这时候他发现,他已经没有办法抬起右脚了。用道家思想来看,原因就是:抬起左脚,这就已经“有所为”了。所以“有所不为”就成了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换言之,抬起右脚对于这个时候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不可能”。我们不难理解,道家“无为”思想所说的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之前,一切才皆有可能;只要稍有动作,便会导致所有的可能性都变为不可能。也就是说,人要有思想认识在先。如果是在战场上,还没有摸清对方的情况和地形,就先暴露自己,这显然丧失了主动权。如果是在商场上,没有把握好自己产品的优势、销路及受众群就急于把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势必会栽些跟头,让竞争者看出破绽,占尽先机。所以,“无为”是“有所为”的前提条件,先“不争”才能争得机会。

  当代学者张立文曾评论道:“道学是韬略之母”。思想史学者萨孟武也指出:“兵家思想多处于老子,老子思想以虚为实,以实为虚,虚虚实实,乃用兵之道”。外交同军事一样,只不过是“文打”而已,它也需要战略与战术相配合,也要虚虚实实、避实击虚。外交是磨嘴皮子的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弥漫,背后却是智慧与战术战略的较量。深受道家影响的外交家,有一位是我们所熟知的,他就是周恩来。他“不为人先”“后发制人”的外交风格就是对道家思想哲学的绝好领悟和运用。新中国在融入世界政治舞台的进程中,为了能够“低成本”地实现“站起来的外交”,特别是在美苏超级大国的互动中,采取后发制人行动策略,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从后发中争取主动。他说:“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而在社会形势日益激变的今天,如何在外交上取得主动权,跟我们的外交哲学思想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10.法家:以法治国,名闻天下

  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上回望法家的盛极一时,法家的地位不过就是一根拐杖或者一把轮椅,把当时七个发育不全的孩子中最有前途的孩子扶了起来,之后,这根拐杖或轮椅就被丢进了火坑里,可喜的是,这个孩子很争气地代代繁衍至今天。

  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而治”的思想。然而,虽然三家的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种共同点: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三家的这种观念,来源于对于人性的论断——性善论,因此,这些救世思想大多是理想化的。

  与孔孟同属儒家学派的荀子却不认同,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继孔孟的“仁”、“义”之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从注重秩序和规范来说,荀子就是法家的先驱者,而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则是法家的杰出代表。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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