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物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世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
2．文艺复兴与诸子论道
时隔一千五百多年，在东方和西方分别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复兴运动”。如果来一次历史的隔空对话，或许我们能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更全面地体味这背后的意味，而不是单单从仅存的文献中搜寻这些思想带来的光芒。可是，历史就是这么现实，留给我们无限探索的空间。
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两者的异同，以此来感受一下我们先人的智慧。二者的不同点非常明显：
一、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不同。时间相距近千年，地处西欧与东亚。诸子论道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公元前221年之间，而文艺复兴发生在13世纪，比诸子百家争鸣晚一千多年。
二、发生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初步形成的铁器时代，西欧处于封建社会瓦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
三、主要打击的对象不同。中国的斗争矛头是奴隶制残余，为封建社会的完全确立扫除障碍，西欧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天主教会。
四、新思想的阶级性质不同。中国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小生产者；西欧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
关于二者的相同点，无非就是从二者发生的时间，带来的后果和作用出发：
一、都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都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产生巨大反响的产物。诸子论道兴起的时间是西周灭亡东周建立，春秋战国诸侯混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的封建生产力发展和封建制度确立的时期，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天道”，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诸子”，“百家”则指这些学派。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诸子散文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诸子百家散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而文艺复兴是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与发展的时期，当时，西欧的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社会”，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一切都要遵循基督教的《圣经》，否则就要对其进行制裁，甚至处以死刑。在教会的管制下，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死气沉沉，科学技术也没什么进展。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13世纪末期，在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激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创造力。文艺复兴可被视为学者们研究和改善俗世的一次尝试，他们通过复兴古典时代思想和创新思考方式来推动变革。
二、都属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科技进步，生产发展和历史进步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人类文明演化历史看，诸子百家及三教九流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与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禅家、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并且，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中华文化中已经萌芽，比如，儒家的社会伦理化（科学社会规范）、墨家的实践经验化（实验技艺方法）、禅宗的概念澄清化（理论思维顿悟）和道家的系统逻辑模式（全息结构模型），以及一些技术发明的原型等，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一场弘扬新兴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传播过程中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也同时为早期的资产阶级积累了原始财富。文艺复兴运动首发于意大利，后经传播，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出现了著名的城市如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以及尼德兰等一系列新型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茁壮发展，资本也开始源源涌入新兴资产阶级的囊中，为同时进行的新航路开辟、宗教改革以及今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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