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点，反对“滥仁”的司法原则。
“仁”是儒家倡导的思想，与法家思想是相对立的。商鞅反对一切有违法令的“滥仁”，也就是法外施恩。“法”自从确立之刻起，就是至高无上的，任何执法都必须建立在“法”的基础之上。正如《赏刑》所云：“圣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废。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这与商鞅“法以爱民”的立法思想形成了两个极端，只有将两者放在同一高度，才能保证法治的公平公正，而对社会的作用也是显著的，“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这一司法原则，突破了战国时代王道仁政为主流的界限，切实地维护了法律对待所有人包括权贵阶层在内的公正公平原则。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执行力度在其两千年后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第六点，“刑无等级”的公平执法理念。
商鞅确立的执法理念有两则最重要：一则，举国一法，法外无刑，此所谓“壹刑”原则；再则，执法不依功劳善举而赦免，此为“明刑”原则。《赏刑》对这两个原则论述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也就是说，卿相大夫忠臣孝子行善立功者，统统与民众一体对待，依法论罪，绝不开赦。相比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制传统，庶民孰选，岂不明哉！
第七点，“使民明知而用之”的普法思想。
商鞅行法的历史特点之一，便是法律公行天下，反对法律神秘主义。为此，商鞅确立了两大原则：其一，法典语言要民众能解，反对晦涩难懂；其二，建立“法官”制度，各级官府设立专门解答法律的“法官”。对于第一原则，《定分》论中：“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故，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知遍能知之……行法令，明白易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这段话若翻译成当代语言，堪称一篇极其精辟的确立法律语言原则的最好教材。商鞅使“法令明白”的目的，在于使民众懂得法律，从而能“避祸就福以自治”。而这样的法律普及思想，其出发点不正是爱民吗？
对于第二原则，《定分》论中说：“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其中，商鞅还详细论说了法官的工作方式、考核方式。其中对法官不作为或错解法令的处罚之法颇具意味：法官不知道或错解哪一条法律，便以这条法律所涉及的刑罚处罚法官。
秦朝是中国从野蛮步入文明时期的缓冲期，最伟大的创造就是秦法。秦法是基于战国社会的“求变图存”精神而生，是典型的战时法治，而不是常态法治。此后一百多年，正是战国愈演愈烈的战争频繁时代，商鞅变法所确立的法典与法治原则，也一直没有重大变化。也就是说，从秦法确立到秦统一六国，秦法一直以战时法治的状态存在，这意味着这种战时法治的成熟而有效。秦朝从帝国建立到秦始皇驾崩的十二年间，秦法一直处于战时法治状态。以战时法制状态来治理常时，势必会给这个年轻却又无比庞大的朝代带来危机。
秦法的制定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前，而且是仅在秦国境内推行的法律，而不是面向统一之后的秦国的。六国是以“礼”为法的制度，而法家相信“性恶论”，认为除了法律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预防和消除犯罪，也就是说，法家修法是急法尚刑，治世必用重典。重典治世，虽有威慑力，但也于法太苛刻，于民束缚太紧。物极必反，秦律在造成了秦吏治清明的同时，也让人民举手投足皆为罪，为法生而受法拘，这无疑对统一后的秦帝国的发展是严重的束缚，因为人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犯法的，甚至不知道怎么才能不犯法，人民忙于守法却犯法，这样的社会状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无疑是自取灭亡。
荀子在其《议兵》中说过：“秦人，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狃之以庆祝，蹴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邀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在这种情况下，犯规违警直至触犯刑律，就是必然的了。在“轻罪重罚”的原则下，人们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犯“罪”而遭严惩重罚。加之始皇帝统一后，重修秦律，并在日后不断地补充，秦律更加复杂，连解说法律的官员都不知道秦有多少法，何况一般百姓呢！
再加上秦推行的“使黔首有其田”，正式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制。此法出发点是好的，但缺乏整体的调控作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人民不但没有得到私有土地，由于其身处弱势地位，他们的原有土地在强势的地主阶级的挤压下，进一步失去土地，从而使人民处于一种窘迫的生活状态，甚至已经触及了生存的底线，《秦律通论》中描述“穿牛马之衣，吃犬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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