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明心学体系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三个最为重要的论题。他的“心即理”直承陆九渊。这一思想很明显地体现了王的一个论断：“心外无物”。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第二个“致良知”。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做善，把善当做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地格物。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王阳明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知行合一。”这是他最为人推崇的一个主张，也是他成为一代大家的“成名之作”，正是由于此说，他才得以与朱熹等人彻底“划清界限”，与陆九渊一道，负手傲立于儒家另一顶峰，让后人“传唱”至今。
儒家之学到宋代时，“二程”已是绝对权威，而按此脉络发展起来形成的“程朱”之学，也已隐然成儒家正统学说，至于其所主张的“知而后行”，自然也被“沉默的大多数”所接受，成为哲学之“主流”，而王阳明以其无匹才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谬误：“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之险夷者邪”——由此可见，王之知行合一时是极重视实践精神的，是讲求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所以后世之人，因其乃唯心主义大家而断言他之论断与“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实践相结合”是毫不沾边的，实乃武断。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孝顺父母，心中有这个意念还不能算做孝，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并且在孝顺父母的过程中，奉养得宜，让父母舒适满意，这就是实践。表面上看这个实践好像是在对客观的父母进行作用，其实是对自己的本心进行作用，万物皆在本心。这个孝顺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没有教我们要我们孝顺他，这是纯粹发乎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后，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发展的一大高峰。王阳明心学把儒学思想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但是，我们又忍不住感叹，这些思想再怎么提高与发展，都是在别人基础上更进一步而已，而独树一帜的哲学思想却再没有出现过。
第六章 如果
1．如果，没有焚书坑儒
如果没有焚书坑儒，中国将会变得怎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开始颁布一系列的措施。但是，秦国那严苛的法律、全民皆兵一切为了战争服务的体制已经不再适合这个新生的庞大帝国——数百年战乱之后，人民需要休息，国家需要休息。
儒家众人开始宣扬以道德治国。
墨家众人开始提倡节俭，身体力行，发明创造。
道家众人开始主张休养生息。
对于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来说，思想界的争鸣并不是好事，至少对于皇帝来说并不是好事。而统一思想历来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屠杀禁绝，二是交流融合。既然我们的前提已经排除了第一种可能，那么就只能是第二种情况。
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便以完善细致严苛的法律著称。法家弟子不断受到重用，其想法深入人心——结果也很完美，秦国一统天下。在这里倒没有儒家独尊的土壤，倒很有可能以法家独尊。但是，法家思想无论是韩非子还是商鞅，都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那么，在秦一统天下之后，法家对于治国理念势必要改良，而改良的措施就是调整“权”、“术”、“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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