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个：连环可解也。
这个命题至今都没有能令人信服的解法。冯友兰的解释也只是草草地说“成毁是相对的”（连环是不可解的，但是当它毁坏的时候，自然就解了），一笔带过。如章太炎引《国策》解连环法，认为解连环是用铁锤敲碎（章太炎《诸子略说》）；牟宗三认为：“‘连环可解也’并不是独立的一条，而是对前两句的提示，‘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就是把宇宙看成圆的”（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胡适认为“关于连环可能是最没意义的”（胡适《中国名学史》）；郭沫若：“庄子所谓‘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连环如各得环中以运，则彼此不相拘束，是不解而自解了。”（郭沫若《十批判书》）
这里有一个故事。曾有一个鲁国人献给宋王两副连环，说是最聪明的人才能将这两副连环解开。宋王倾尽举国智囊，也未能解开这副连环。就在宋王窘迫万分之时，一位风尘仆仆的辩士赶到宫廷，轻易地解开了其中一副，然后就说：“都已经解开了。”他解释道：“另一副连环本来就不可解。不可解便是这副连环的解。”由此看来，“不可解即解”。
但我个人更倾向于郭沫若先生的解释。一是庄子与惠子本来就是好友兼辩论的对象，而惠子也是庄子唯一可以对话的人。而记录在《庄子》中的惠子的命题，均是惠子与墨家辩论的内容，那么，按照庄子“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观点来解释惠子的命题，就再为合适不过了。结合庄子与惠子生活的年代，我们可以把这个连环看做当时诸子百家不同的思想学说，表面上看，这些不同的学说在不同的年代为不同的王室服务，但是究其思想本质却互为相通，所以，只要这些学说互相不约束彼此，又可以运用到各国的建设发展中去，将理论运用于实际，那么即便天下有再多的学派，再多不同的思想潮流，不同学术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迎刃而解了。个人觉得，这样的解释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惠施的政治思想。
第九个：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
《墨子·经上》说：“中，同长也。”墨家认为，以“中”为分界，两边的部分是等长的。而惠施反驳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当时最北的诸侯国）之北，越（当时最南的诸侯国）之南是也。”有人解释为：因为空间无边无际，无限大，到处都可以成为中心。看似是“宇宙时空观”的解释，但又很牵强。“燕之北”也就是说中国以北，“越之南”也就是中国以南，为何中国之外是天下的中心呢？中国之外，周围都是实力尚浅的蛮夷之族，何谈“中心”呢？我们应该考虑到惠施“去尊”的思想，这正是他“平等”思想的体现。
第十个：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施对事物的统一和差别的相互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他认为事物都有相同之处，同时又有差别。事物的相同和差别是相对的，它们同处于统一体之中。然而惠施特别强调事物的差别是相对的，相同才是绝对的，所以他得出万物“毕同”的结论。这样就把相同的事物和不同的事物都抽象地统一起来。他更进一步推论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结论。《吕氏春秋》说：“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是对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解释。“天地一体”也指的是“我”与天地合为一体，这是“泛爱万物”必然达到的境界，因万物齐，则进一步与万物同归于一，进而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
与惠施同为名家的还有一位，那就是公孙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太史公认为，公孙龙是孔子的学生。抛开史料中的轶事不谈，公孙龙与惠施“合同异”的思想不同，他通过对事物概念和性质的分析，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别和独立性，他的“坚白论”就得出了一般先于个别而独立存在的结论。比惠施幸运的是公孙龙一派有文献传世：坚白石离、白马非马、指物篇、通变论。他的学说以“白马非马”论最为知名。
据说，公孙龙过关，关吏说：“要过关，人是可以，但马不行。”公孙龙便说白马不是马啊，一番论证，说得关吏哑口无言，只好连人带马通通放过。那么，公孙龙是怎样来论证的？
首先，是从概念分析的角度来论证。“马”这个概念是指事物的形体；“白”这个概念是指事物的颜色。而“形体”和“颜色”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指称形体的概念”与“指称颜色的概念”当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白马”既指形体又指颜色，而“马”仅仅指“形体”。所以得出结论，“白马”不是“马”。其次，从概念运用的角度来论证。我们要找匹“马”骑骑，那么“黄马”、“黑马”都是我们要找的马；如果我们要找匹“白马”骑，那么“黄马”、“黑马”都不是我们要找的马。如果“白马”是“马”的话，我们无论是要找匹“马”骑骑还是要找匹“白马”骑，那就应该“黄马”、“黑马”都可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就充分证明了“白马”不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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