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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日落九世纪_赵益【完结】(104)

  这一切都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更是个关键。

  白敏中的成名其实全赖于白居易的影响。他自小便父母双亡,由诸兄抚养训厉成人,长庆初年登进士第后,先在藩镇幕府任职,此后升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与其堂兄白居易在洛阳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若不是武宗想启用白居易的话,以敏中的资历声望,断不会这么早就能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是李德裕不合擢用了敏中,从而给了他机会,使他才有可能在新帝即位后脱颖而出。

  此际,敏中的入相说起来也是大势所趋。别看他资望不怎么样,可才名却不小,另外在当时的朝中大员中,也只有他是独立于德裕一派之外的人。再加上他与白居易、牛僧孺不同寻常的关系,由他来填补德裕出朝后留下的执政之位,完全符合新帝的既定策略。

  新帝恨的是武宗,由此而及的是会昌时期的一切,李德裕之罢其实是个表面契机而已,皇上其实倒并没有把德裕彻底消灭的意思。而敏中恨的是德裕,连带而及的是德裕的同志,他要的是将李德裕及其势力一举剪灭。妙的是,敏中不仅对新帝的用意心领神会,而且把天子的心意与自己的打算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条对双方都有利的路子。

  于是,李德裕带着无限悲戚离开了京城,三年三贬,直至在崖州--这个帝国疆域的尽头--郁郁而终;同相的李让夷、李回也被清除出朝。相反,李宗闵、牛僧孺、崔珙、杨嗣复、李珏等一再北迁,直到最后平反。只可惜宗闵、僧孺都先后谢世,没有看到这一场是非恩怨的最终胜利,否则他们一定会对新帝和敏中的“公正”感激涕零的。

  做这一切当然需要充足的理由,因为德裕毕竟是一代名臣,功高位重,若无大过,是不可轻作处分的。当初宣宗遽罢德裕,也还只是采取一种明调暗降的手法,让他带衔出为荆南节度使。尽管这是天子罢免宰相的惯用做法,但德裕至少还是一位“使相”,亦即所谓领“平章事”出镇,名义上的规格尚不能算低。可敏中当然不愿意就此罢休,他的策略是穷寇务追,一鼓作气灭此朝食。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是找人进言皇上,暴露德裕当政时的种种不是。德裕既从高位一旦落下,以往的各种积怨便纷纷泛起,要找出这么些人还不算太困难。于是德裕先被解除了“同平章事”之衔,改任东都留守,这已是一种地道的闲职。接下来,敏中仍是不改初衷,终于在一件旧案子(即“吴湘案”)上找到了突破口,将德裕彻底摧毁。

  敏中的聪明处在于他善于利用上下两方面对李德裕的不满,因而他的计划一直进行得很顺利。不过,他虽然是获得了成功,可他忘记了政治斗争的一条基本原则,过于强硬而不作调和者,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

  宣宗全力支持敏中的做法,但他的着眼点尚不仅限于此。在他即位的初年及第二年即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连续颁行了一系列有倾向性的措施。

  首先是恢复佛教。一是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五月,命长安左右两街各增置八座佛寺,祠部继续度牒僧尼;二是大中元年闰三月,诏复会昌所毁天下佛寺。

  宣宗对佛教的态度与武宗大相径庭,这也许与他悲苦的遭遇有关。十几年前,京中的佛寺中常可看到一位素服的儒士,在殿前厅后徘徊踟蹰,有时亦向佛师们讨教些禅理。只是北地的僧人都不大通晓这种新起的玄义,无法与他交流。此时,这位儒雅洒脱之士便常常会笑笑走开,转去与那些借寓佛寺的举子叙叙各地的见闻,听着他们对朝政的放肆评论。

  这当然就是十六宅时的宣宗。他对由西方世界传来的佛理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不过也只是兴趣而已,并未深入地涉猎过。可尽管如此,佛还是给予了他其他教门所未能赋予他的东西,他在此中知道了生之苦难、死之艰幸,也感受到了忍受尘世、忍受现实的终极意义。这对年轻而思深的宣宗来说,是有极大启发作用的。

  于是武宗与德裕废佛,他便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既代表着他的政治方针,也显示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他对翰林学士说:

  “佛者虽异方之教,然可深助国家治理。可存而不论,不必过毁而伤令德。”

  道理是不错的,但皇上如此迫不及待恢复佛教的行为,却明显还是一种情绪在作怪,这一点大家肚子里都很清楚。

  本朝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佛寺发达,僧尼众多,武宗时一炬毁废这一基础,遂使佛教元气大伤而不得不转寻轻便易行之道。此际再行恢复,光是重建寺院一端,财力上就不胜负担。宣宗诏命之初,就有一位进士孙樵上疏反对,中书门下也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到了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十二月,宰相们又再次奏言度僧不精之弊,终于使皇上开始修正这一策略。

  其他举措,也无不带有这种情绪化的特点。

  另外一项是恢复进士及第者的曲江宴集。宣宗特别重视进士及第之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皇上有其个人好恶也自有道理,但一定要恢复这种以浮华为事的“曲江大会”,就绝非俭德之君应有的态度。再比如刚即位的当年,宣布增复会昌时所减省的州县官员数目一事,更能显出宣宗的“不甘”心理。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汰斥冗员总是一项善举,不能因为其出发点不正或效果不佳就遽为否定。宣宗的这项诏令虽然只增加了三百八十人,但其实质却仍不是基于改善吏治的一种修订,而完全属于鲜明的个人爱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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