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让人大吃一惊。
宣宗的这十三年，竟是出奇的平静。算起来，地方上断断续续的藩镇叛乱，朝内外纷纷不止的派系斗争已经持续了近一百年，至少，每一代天子都无法避免一场严重的动乱。最思治理的德宗，甚至酿成了九鼎播迁的灾难，差一点就断送了帝国的命运。而其后的几代天子，外乱未除，内患又生，顺宗、文宗受制于家奴，宪、穆、敬、武四帝忧于“朋党”，即使如宪宗皇帝英明睿武、斗志昂扬，也只不过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一个“中兴”的名声而已。谁又能像宣宗临御的这十三年，四方数镇虽失统驭，可是终无异心；朝野上下数有波动，却也不日安宁。即使比不上本朝开元时期的全盛，但却也是一个地道的太平之世。文治武功是书生们喜欢夸耀的事，对天下百姓来说，只要平平安安，就是无上的幸福。
看起来，皇上的艰苦努力并没有像德宗那样付之东流。
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十几年来忧勤之道，始终如一，甚至每日每时都未敢稍宁心思。臣子、家奴、方镇、州郡，无不常系心头，哪怕是在偏殿读书，皇上也不忘冥思苦想，力求为日间的疑难找到一条妙之又妙的计策。
宣宗不是一个求道者，也不是一位禀赋超群的人，严格算来，他只是个不懈于锻炼本心的智者。他用自己辛勤三十载的沉思，弥补了所有的不足。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与众不同的道路上取得了独特的成功。宣宗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好学不倦不是为了追求道义，更不是为建立德声，他只是注目当前，就事论事，宁愿以实际上的效果代替理论上的完美。奇怪的是，现实往往就垂青这样一种人，这是让所有的“仁者”都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事。
这样的统治者往往还要有所牺牲。
南方越州的地方官曾经进奉过一部女乐，也就是由女子组成的歌舞乐队，其中有位绝色美人。皇上一见倾心，十分宠爱，数月之间，赐物盈积。可是有一天早晨，皇上刚刚起来，忽然面有忧色，闷闷不乐。
“玄宗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能忘？”皇上在心里说。
他召来美人：“应留你不得！”
美人盈盈泪下，长跪不起。
左右内侍不忍，有一位奏道：“陛下既不留之，可以放还。”
“放还朕必思之。”皇上望着窗外的远方，怅然而又坚毅地说：“不要多说了，就赐酒一杯吧！”
可怜绝代佳人，只落得了个全尸。但皇上要忍受如此这般的痛苦，也并不比她接受死亡来得容易。
所有的臣子家奴在天子的超绝睿智面前都要冷汗淋淋，而皇上面对着眼前的这些文武百官，心里又何尝轻松。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疏忽，更不愿被人所欺骗，因此只能收拾精神，全力应战。皇上的自信其实是自己极端孤独的表现，他不要宰相，不要近臣，便只有相信自己的智谋，否则就会彻底崩溃。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半夜三更还要找来翰林学士长谈的原因。虽然天子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法治，但这种“法”的实质却是“天子之法”，说到底还是一种“人治”。人治的悲哀就在于，它只能满足一时，而不能满足永远；只能抓住机会，却无法创造机会。
为人臣者是都变得循规蹈矩了，可“智慧出，有大伪”，在宣宗的聪睿面前，白敏中、令狐绹、蒋伸之流就学会了巧言令色之道。假如今后的天子不再是如此有心的天子，这些变得聪明起来的臣子们，还会这样俯首帖耳吗？宦官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这是因为他们选错了天子，竟让这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帝位。他们也确实斗不过宣宗，但却能再与朝官们决一高低。为了生存，他们仍还要重新祭起百战百胜的法宝：再造就一位皇帝，难道还怕你皇上真得长命百岁不成？
宣宗恐怕最终还只能算是一个平凡的君王，因为他只看到眼前，而忘记了为子孙后代负起一点责任。不过，放眼龙宸，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人？！
最后的辉煌(7)
回首往事，就可发现宣宗还真是幸运。
藩镇已经无力再大动兵戈。虽然元和以后不少强镇特别是河北诸镇依旧脱离了中央，自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但长期的战争消耗已使其元气大伤，他们无法、也无力再与中央作直接的对抗。朝廷也是如此，为了追求名义上的满足而消灭割据，早已被天子和大臣们所抛弃。于是双方只有妥协，中央政府以安抚政策使他们不妄生事，而藩镇也以承认天子而得到子孙相代的实利。所以，武宗时期敢于跳出来兴风作浪的昭义镇得不到一点的同情，因为它破坏了这样一种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平衡，以至不到二年，就宣布垮台。这种愚蠢之举，又有谁去效仿？
大中时期，有几个藩镇也闹出了点事情，但都只不过是内部纷乱，或兵逐主帅，或强者自立而已。朝廷换个节度使或者干脆一纸诏书默认事实，事情也就自行消歇。只有在大中末年，南方的几个军镇哗乱较大，如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的湖南军乱、六月的江西军乱，才使中央调动了邻道的兵力进行讨伐。这几镇兵力极弱，根本不能成事，很快就告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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