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通二年（公元861年）2月的一天，两位新任枢密使突然来到政事堂所在地“中书门下省”。
四相与其叙礼已毕，分列而坐。因不知来者何意，一时也不好说话。
还是左枢密先打破了沉默：“禁中或有拟议，将同宰相会商。”
四相相顾茫然。
果然，过了一会儿，门吏便报：宣徽院使杨公卿到。
宣徽院是宫中内诸司使的总管部门，分为南、北二院，下设二十四内司，负责行使天子的各种具体差遣。由于掌握授受大权，其地位有时也与枢密院不相上下。不过，此时的杨公卿与左右枢密使一前一后来到，显然是商量好的。
诸人起身迎接，不料杨公卿看了看四位宰相，却单单向杜悰作了一揖，道：“请杜公受宣。”这话的意思，就是要其他人回避了。
两枢密似乎早有准备，从容退下。杜审权、蒋伸、毕诚却是一片惶恐，手忙脚乱地避入西面的一个小厢房中。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不住地打鼓。
杨公卿见众人已走，便从怀里掏出一函密封的文书，打开来递给杜悰。杜悰一看，原来是先帝宣宗大渐时，朝官请求郓王--现在的皇上--监国的奏疏。杨公卿道：“当时没有在上面署名的宰相，皆当以谋反之罪论处！”谋反，是帝国刑法的第一大罪，按律是要杀头的。
原来如此！杜悰这才明白为什么单独与自己商议的原因，那时他犹非宰相，正巧身处事外。不过，饶是杜悰事不关己，但听了宣徽使这话，也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作为朝官，易代之时立场犹豫，这确实是件糟糕的事情，新帝即位后惩处异心之人，照理也不能算错。可事情毕竟过去一年多了，单因未署名拥立就要以“反罪”处理国家宰辅，这确实太严重了。
杜悰看着这封当时的奏疏，说不出话来。也是，虽然他并不是涉嫌者，但此刻人家却要借他的刀去杀人，杜悰再不怎么样，这种事又哪里肯做？！
杨公卿的眼神始终逼视着他。杜悰没有抬头都能感受到这股威严的目光，心想：是不是又到了一个无法讲道理的时候了？
杜悰就是那个杨嗣复一手提拔，并在会昌时期临危不慌救了他恩人一命的人，到底不愧见过大世面，将手中的东西反复读了四五遍，又沉思良久，终于开口说话：
“圣主登基，万方欣戴。--”这开宗明义的一句，已有意要把杨公卿堵回去，“值此欢欣新朝伊始之时，如此文书，就不是我等臣子所应看的了。”说着，杜悰郑重其事地把文书又重新封好，递还给杨公卿，又道：“主上即使欲罪宰相，亦当在延英殿面示圣旨，明行诛谴。”这话的意思是：你宣徽、枢密两院与我本人似乎都没有权力决定此事。杜悰轻描淡写地就把自己的干系推卸得一干二净。
默许就意味着赞成。杨公卿本也就没指望杜悰能主动参与，遂不再说话，收回文书就告辞而去。
既把自身脱离事外，杜悰就显得从容多了，马上找来候在偏房的两枢密使，显得十分推心置腹地道：
“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本不分彼此。”杜悰先要大套感情，所以话说得很漂亮，两枢密一听，也不禁连连点头。杜悰一见得计，立即趁热打铁祭起攻心之术：“今圣上新践祚，固当以仁爱为先，岂可立即就杀宰相？若圣上养成滥刑之性，则中尉、枢密等权重禁闱，能无自忧？”
两个枢密使默然相顾，心道：此话不无道理！右枢密想了一想，慢腾腾地说：“仆等将把相公之言转禀……圣上。……若非相公提醒，我等倒真没想到这一点。”这后半句还真是一句大实话。说完，两人起身致礼，告退而去。
西厢的三宰相见人离去，赶紧出来问杜悰是怎么回事。杜悰正吁出一口长气，哪里说得出话。这下把三人吓得不轻，蒋伸眼看着眼泪都要下来了。杜悰赶紧道：“诸堂老不用担心，料无大事。”果然正如杜悰所说，接下来的几天很平静，什么动静也没有。皇上在延英殿召见宰相时，神情怡然，好像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过。
杜悰谈笑之间就为朝官们消弭了一场大难，或许并非是一件好事。他把这个盖子捂得了一时，却捂不了永远。这个矛盾总是要再次爆发的，不谈其他宿怨，就以宣宗时期而言，这两方面就已经是干柴烈火，只待一丝引信了。
宣宗太犹豫，以至于酝酿过久，使得消息有所泄露。当时的“南司”、“北司”之间，就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只是有圣明天子在上，北司的宦官们一时找不到借口而已。懿宗即位后，双方依旧继续着这种对峙局面，但宦官方面的势力已在一天天增强，看来目前的平衡不可能保持多久，这次事件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
宣宗以超绝的智谋掩盖了一切，但这只是现实的成功，而非历史的胜利。他对后事草率的处理甚至成为一个契机，使得压抑已久的宦官有了机会解决自身的分裂，重新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恢复了以往强大的力量。矛与盾再一次开始斗争，它的激烈程度便一定是过去所有的冲突所不能比拟的，这一次将彻底致命。
所有的崩溃，都是从内部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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