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认为，国家的安危在于“势”，势苟安，则异族异类都可成同心；势苟危，则同舟之人皆为仇敌。现在的关键正是国家“势”危，必须承认灾难的现实，停止追求难以达到目标的举动。在这里，陆贽描绘建中以来的德宗用了“孜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的词语，前二句明褒实贬，后二句则直言无遗，无异是说皇上这两年对付东方藩镇的一切努力不仅都是白费功夫，而且从开始就是一场失败。陆贽还举出玄宗的例子预言，关中京畿地区中央军备的空虚必然会导致内乱，为此必须停止征发中央禁军，息兵罢战，并免除京城及畿县的杂税以安民固邦。德宗没有接受后一条忠告，继续调用了泾原守军开赴前线，结果导致了兵变。但这并不是说德宗对陆贽这一“失败”理论无动于衷，因为如果不是皇上对现实状况的某种默认，无论陆贽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样的指责都是不可想象的。
彻底的失败：泾师之变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当李希烈围攻襄州，德宗就已命令关内的泾原镇出兵赴援。十月初三，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经过京师长安。
这时正值严寒，风雪奇大，从泾原来的兵士大多携带子弟同行，希望到长安时能够得到厚赏。负责犒赏的是京兆尹王翃。
王氏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例行公事，其时战况紧急，也无暇顾忌许多，便随便配制出粗糙的菜饭，并还严促部队立即上路。
泾原兵士这一怒不小，骚动之下竟然哗变，领头的人声称大内府库中金帛无数，鼓动大家去拿来平分，于是群情更为激愤。当时部队已经出发到城外的浐水，变兵重新杀向长安城东的通化门。
姚令言正在宫廷中向德宗辞行，听到消息后立即快马赶回，在路上与变兵不期而遇，令言冒着箭雨呼吁士兵克制：
“汝等少安毋躁，听我一言。”令言声嘶力竭地大喊：“此去东征杀敌立功，何愁不富贵！如何无端生变，招致灭族之祸？！”
令言此语更激起众人的悲慨之情，一不做二不休，变兵一哄而上把姚令言拥向城中。德宗这一惊不小，立刻命赐泾原兵每人帛二匹，但已无济于事。军士以为皇帝这种前倨后恭之态是对他们的大不尊重，更加愤怒，杀掉了前来宣慰的宦官。奔至通化门时，已是喊声震天，又有一位太监骑马疾驰而出，刚刚叫出“皇上口谕--”，就已是中箭落马。德宗又命赐金帛二十车，但此时乱兵之势已成，和平解决已是不可能的了。午、未之时，变兵已进入城中，一路对狼狈逃窜的百姓大呼：
“百姓勿惧！此后再不夺汝等商货作典质了！再不用交间架陌税了！”
普王李谊、翰林学士姜公辅奉诏宣慰，一出丹凤门就目瞪口呆：泾原变兵已在宫外列阵排开，周围黑压压围观的百姓有数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德宗只能急召禁军，但德宗即位之初就任命的神策军士人首领白志贞却捅出了一个大纰漏。
原来，近一两年来由于战事正殷，禁兵兵源不足，天子遂命志贞兼京城招募使，负责招募之事。但此时此刻招募又谈何容易，志贞无奈，只得请求德宗下令，凡武官豪富之家出子弟、甲马充实禁军，德宗也批示同意执行。如此一来使得人心颇为慌乱，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军中死伤甚多，白志贞皆不奏报，以京师市廛沽贩之徒填阙。这些人大都是市井商人，在禁军中只是挂名领饷，平时都在做生意，现在事出突然，皇上急召，自然是无一人报到，这个重大事故加剧了德宗的危机。
当德宗听到慌张入报的宦官说根本无禁军可调时，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幸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还算能见机行事，赶紧劝说皇上出走，于是德宗只能带着两个贵妃及诸王子从皇苑北门狼狈出逃，身边惟有窦、霍约一百随从护驾。
巧的是，郭子仪之子司农卿郭曙与数十个家兵正在北郊打猎，将门之子到底处变不惊，听普王李谊说明情况后，立即将卫队变为皇驾的前军，往北疾驱。另一位禁军将领右农武军使令狐建也正在郊外教军人射箭，见此情景遂率近四百人为殿后，追随德宗而行。这时已近黄昏时节。
序幕：走向九世纪(8)
其他的朝官包括神策军首领白志贞、京城长官京兆尹王翃、宰相卢 、财长户部侍郎赵赞以及皇帝的重要顾问翰林学士陆贽都茫然无措，不知道皇上到哪里去了，直到傍晚才陆续追到咸阳。滞留京城来不及逃出的大小官吏则不计其数。这一天的变故是德宗皇帝即位以来的彻底失败，也是本朝建国以来发生的天子第二次被迫离开帝国首都的事件，第一次是玄宗皇帝李隆基，他在安禄山大兵压境之下逃往了四川。
如果就事论事地追查此事的直接原委，除了德宗本人应负主要责任外，一些朝廷大员们恐怕也难逃其责。当时任朔方、邠宁等重镇节度使的李怀光就持这种看法，他这时奉诏急急从魏州前线赶赴勤王，屯军在咸阳。他痛恨卢 及其党徒本就由来已久，此刻更坚持宰相卢 谋议乖方，财长赵赞赋敛过重，京兆尹王翃刻薄军粮是导致王驾播迁的主要原因，怀光甚至凭借他的威望扬言要进奏皇上杀掉这三个人。不管这种想法是否出于私心，却代表相当一部分朝野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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